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1949年11月27日的重庆，天色暗得很快，下午四点刚过，白公馆的走廊就要点灯了。


昏黄的电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得人脸上没什么血色。院子里那几棵梧桐树掉光了叶子，枝桠戳向灰色的天空，像几根干瘦的手指。


杨钦典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握着一把手枪，枪身已经被他的体温焐热了，但他的手还是凉的。


半个小时前，他接到了命令：把楼下那间牢房里关着的十九个人，全部处理干净。他没有问怎么个处理法，在这种地方待久了，有些话不用说得那么明白。


隔壁渣滓洞的方向，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整夜，偶尔还夹杂着几声闷哼，那声音顺着山风飘过来，听得人牙齿发酸。


牢房里，十九个人谁也没有睡，罗广斌把耳朵贴在木板上，已经听了两个钟头。外头的脚步很乱，皮鞋踩在石阶上的声音比往常急促得多。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前一天黄昏，他看到特务们往院子里搬铁皮箱子，晚上又烧了一夜的文件，火光照亮了半个山坡，这些都是要跑的信号。


夜里十一点左右，杨钦典下了楼，钥匙串别在裤腰上，随着他的步伐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金属声。他在那扇厚重的木门前站住了。


门缝里透不出光，但他知道里面的人都在。月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正好打在他脸上。


罗广斌透过门缝看到了他，那张脸不是屠夫的脸，倒像是被什么东西逼到了墙角的人，眉心拧成一个疙瘩。


“长官。”罗广斌开口了，声音不大，在寂静里却格外清楚，“你手里的钥匙，今晚能救十九条命。”
杨钦典的手按在枪套上，拇指无意识地来回蹭着那块已经磨旧的皮边。他没有吭声。


罗广斌往前挪了半步，脚镣在水泥地上刮出轻微的声响：“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解放军已经到了江津，这地方你守不住。你今夜开了枪，以后怎么见人？”


牢房里的其他人抬起头，目光都投向那扇门，杨钦典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突然想起来，就在几天前，也是在这个地方，他听见牢里有人在低声说话，谈论的是家乡的小麦熟了没有。


那口气不像是要死的人，倒像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他当时靠在墙边听了一会儿，心里莫名其妙地发空。


“你杀了人，今晚睡得着吗？”角落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补了一句。杨钦典的嘴角抽了抽。


杨钦典整个人抖了一下，他明白，楼上还有几个特务在收拾东西，随时可能下来查看。

如果他不动手，别人就会动手；如果他动手，面前这十九个人里，有和他年纪相仿的，有看着像学生的，还有几个读书人，让他一个一个开枪，他真的下不了手。


“别说了。”杨钦典哑着嗓子说了一句，他转过身，朝楼梯口看了一眼。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灯泡在风里微微摇晃。


他迅速从腰间取下钥匙，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发白。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咔哒一声，轻得像一声叹息。
门开了一条缝。


罗广斌愣了一瞬，随即侧身从门缝里挤了出来，十九个人没有欢呼，甚至没有一个人出声。他们轻手轻脚地从门缝里往外钻，有人被门槛绊了一下，旁边的人赶紧扶住他的胳膊。


杨钦典背对着他们，枪口朝下，盯着走廊尽头的黑暗：“从厨房后面走，别踩那片草地，有动静。出了门往山里跑，别停。”


最后一个人走出牢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钦典没有回头，只是朝黑暗中挥了挥手，意思是赶紧走。


那十九个人的脚步声很快消失在白公馆后山的灌木丛里，窸窸窣窣，像一阵风吹过，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杨钦典重新锁上牢门，把钥匙挂回腰间。他在那间空无一人的牢房门口站了很久，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第二天一早，他没有跟着溃散的部队逃跑，而是托一个老乡带话，说白公馆有个看守，想去军管会交代一些事情。


重庆解放那天，阳光照在白公馆青灰色的石头墙上，墙还是那堵墙，但墙里面的人，有十九个活了下来。后来有人再去查那个夜晚，杨钦典只是反复说了一句话：“我那天晚上，就是开不了那枪。”


信源：人民网党史网《铁窗劲节，生死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