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美女间谍把王亚樵勾引到了床上。岂料就在宽衣解带之时，她竟举起了手枪。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王亚樵并不慌张，开口说了一番话，让她泪流满面，“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珠水巷尽头的“同安”旅馆，木楼梯被潮气浸得发软，踩上去咯吱作响，二楼靠里的房间常年住着一位姓王的安徽客商。


此人四十来岁，面色微黄，常穿一件半旧的藏青色长衫，说话带着皖北口音，自称做木材生意。没人晓得，他就是当年在上海滩令汉奸闻之色变的王亚樵。


戴笠的通缉令改了又改，赏格从十万涨到二十万大洋。军统的耳目遍布华南，美人计不是新鲜手段。王亚樵心里清楚，从他踏入这地界起，这张网就在慢慢收。


那个自称林云的女人，是在他住下第五日出现的。


那日傍晚雨暂歇，王亚樵在楼下喝茶，她穿一件素色阴丹士林旗袍，手里拎着个布包，说是从上海逃难来投亲，盘缠用尽，想在旅馆寻份帮工的差事。


王亚樵端着茶碗，目光从她手上掠过。她右手虎口处有层薄茧，掌心内侧也有，那不是握针线或锅铲能磨出来的。他低下头，喝了一口茶，没说话。


此后几日，林云常在他门前经过，有时是送热水，有时是收换洗的衣裳。王亚樵照单全收，该道谢道谢，该寒暄寒暄，仿佛什么都没察觉。


第七天夜里，梧州又下起雨，大约是晚上十点钟，有人轻轻叩门。王亚樵开门，见林云站在廊下，头发半湿，说自己的房间漏了，想借坐片刻，他侧身让进来。


她坐在桌边的藤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头，指节发白。他点燃烟，火光映了一下他的脸，“林小姐在上海，住的是法租界还是日租界？”


林云愣了一下：“闸北。”


“闸北烧得厉害。”王亚樵吐出一口烟，“我去年路过，那片废墟还没清理。日本人飞机丢炸弹的时候，你们躲在地窖里？”


林云低下头，没接话，后半夜，雨势渐小，林云站起来，走到床边。她伸手去解旗袍领口的盘扣，动作很慢，指尖却止不住地轻颤。


王亚樵没动，看着她的手指从领口滑到腋下，盘扣解到第三颗时，他忽然开口：“你这样的身手，训练时间不超过半年吧。”


林云的手猛地顿住，只见她迅速从腰间抽出一把手枪，乌黑的枪口直指王亚樵胸口。


王亚樵低头看了看枪口，坐直了身体，拉过薄被盖住腿，那架势不像面对生死关头，倒像是在谈一桩不太如意的生意。


“手稳住。”他说，“你这一枪下去，我死了，楼下我的两个弟兄会上来，他们不认字，只认人。你出不了这个门。”


王亚樵盯着她的眼睛，声音放得很低：“我王某人的头值二十万大洋，可你知道这钱谁付得起吗？戴笠付。他付得起，你也得有名花，军统的规矩，用过的人就是弃子。


你拿了我的头，明天就会被人灭口，随便找个河沟一扔，就说你私通共党，你以为你那点功劳，能换你活命？”


林云的嘴唇哆嗦起来，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在脸颊上划出两道痕迹。


“你虎口有茧，是正规练过的。”王亚樵继续说，语气里没有讥讽，只有陈述，“好端端的一个姑娘，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来干这个。


东北四省丢了，日本人下一步就是华北，我这些年杀了多少汉奸和日本军官，蒋某人不想着把枪头对外，尽想着除掉自己人。你今夜杀了我，明天日本人打进来，你拿着那二十万，能买几条命？”


王亚樵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地板上，走过去，伸手握住她握枪的手，那只手冰凉，汗津津的，还在微微痉挛。


他把枪口一点点往下按，直到那枪垂向地面：“把家伙放下。想活，明天就走。梧州码头后天有船去香港，船票我给你备。你要是非要完成这趟差事……”


他顿了顿，“那就开枪，我让你走，可你记住，这一枪响了，你这辈子就再不是人了。”


林云看着他，忽然“噗通”一声跪在了地板上，手枪从她手里脱落，砸在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王亚樵没再说什么，弯腰捡起枪，走到桌边，拉开抽屉扔了进去。

林云在地上跪了许久，最后抬起袖子擦了把脸，给王亚樵重重磕了一个头，起身推门走了。


王亚樵望着那扇晃动的门，把茶杯放到桌上，从抽屉里摸出那把枪，卸下弹夹，将子弹一颗颗退出来，黄铜色的子弹落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1936年秋天，他在梧州另一处住所被特务围困，身中数刀，倒在血泊里，再也没能站起来，终年四十七岁。


历史往往只记结局，那个雨夜，床头那支枪没有响。或许是因为在生死一线之间，那个被当作工具的女特务，在某个人眼里第一次被看成了人。


王亚樵没有跟她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给了她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