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陈炯明病逝香港，手握十万重兵的粤系枭雄，死后竟要借母亲寿棺下葬

1933年9月22日凌晨，香港岛一处狭小潮湿的寓所里，55岁的陈炯明躺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守在床边的家人轻声询问，要不要交代家中后事。

陈炯明闻言只是满脸苦笑，对着身旁的大女儿缓缓说道：“吾家事无可语！”家事早已破败，半生起落到头来，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嘱托。

家人又追问他还有没有国事心愿，原本气息微弱的陈炯明忽然精神一振，情绪瞬间激动起来，挣扎着想要抬手去抓纸笔，可手臂早已僵硬僵直，再也握不住笔墨。他只能拼尽余力，一声声连声呼喊“共和”二字，余下的话语含糊不清，最终消散在空气里，再也没能说出口。

很多人提起陈炯明，最先想到的便是民国史上那场政见之争，课本里寥寥数语，将他定义为和革命阵营对立的粤系将领。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曾经统领十万粤军、执掌广东军政大权的一方强人，落幕之时竟清贫到一无所有。

巅峰时期的陈炯明，身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手握数万精锐兵马，坐镇富庶的岭南大地。在那个军阀当道、掌权者无不搜刮钱财、囤积家产的年代，他却始终恪守底线，一生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置办田产宅邸，执掌广东数年，没有为自己积攒下半分私财。

主政广东与闽南漳州时，他大力禁烟禁赌、整顿吏治、兴办新式学堂，修建道路、扶持工商，一心推行联省自治，希望以地方建设慢慢走向共和宪政，一度让岭南百姓迎来短暂的安稳日子。也正因治国理念不同，他和孙中山在北伐路线上产生巨大分歧，最终走向决裂，兵败之后被迫退居香港。

流亡香港的岁月里，陈炯明彻底失去军政实权，全家只能靠着变卖旧书稿、随身衣物勉强糊口，常年租住狭小陋室，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即便生活窘迫到三餐难继，他依旧守住民族气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送来八万银元的巨额支票，想要拉拢他出面割据华南，陈炯明直接在支票上画叉退回，厉声要求日方归还东北国土，宁肯清贫度日，也绝不勾结外敌出卖家国。

常年忧思郁结、营养不良，让陈炯明的肠胃与肺病日渐加重，却因囊中羞涩无力延请名医医治，最终拖到油尽灯枯。等到他撒手人寰，家人清点家产才发现，家中没有分毫积蓄，连一口下葬的棺木都置办不起。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取出早年为陈炯明母亲预备的寿材，勉强将他入殓。

一代枭雄身后凄凉，灵柩无处安放，只能暂时寄存在香港东华三院义庄。一晃近两年，直到1935年4月，昔日部下与海内外旧友自发募捐筹措经费，才遵照陈炯明遗愿，把灵柩迁回故土，安葬在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上。

国学大师章太炎感念其一生起伏，特意提笔为他撰写墓志铭，梳理功过，感慨其一生际遇。出殡之时，海内外送来的挽联多达三千余副，而当时香港《工商日报》的一句评论，更是道尽了世人对这位争议人物的复杂看法：“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陈炯明的一生，功过纠缠，政见之争已成历史尘埃，但他为官清廉、晚年守节的品行，也成了民国乱世里一段耐人回味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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