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重庆歌乐山，新政府组织民众挖掘"11·27"大屠杀中遇难烈士遗体，准备收殓安葬。
距大屠杀发生，仅过了三周多。

挖掘工作从渣滓洞开始。

带队的工作人员手里捏着一份拼凑出来的名册，那是从残存的特务档案和审讯记录里整理的，再加上幸存者的现场指认，才勉强划定了遗体可能所在的几处区域。

松林坡一带，几处有新土覆盖的浅坑，是最先动铲的地方。

说起来，挖掘之难，比所有人事先预料的都要大。

1949年11月27日那天下午，特务们在刑场上越来越急。

解放军炮声已打到重庆城外，渣滓洞里关押着超过百名人员，行刑队人手根本不够。

特务雷天元下令，把剩余关押者全部驱进男牢楼下八间牢房，从门洞伸进机枪扫射，扫完再逐一进去补枪，最后浇上汽油纵火焚烧。

出来的遗骸，有的只剩残缺躯干，没有头，没有足，骨骸焦黑碎裂。整个渣滓洞集中营范围内，最终共清理出遗体332具。

每挖出一具，作业就暂停一次。

工作人员弯下腰，用小刷子一点点扫去泥土，排查周边有没有眼镜片、纽扣、鞋底、残缺证件。

参与的乡民从没做过这种事，有人中途走到旁边蹲下来，半天没起身。有人低声问带队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里头，最小的多大？"

工作人员停了一下，说："最小的，还不满9岁。"

那是白公馆警卫室旁一间小屋地下找到的。宋振中，是被关押者叫作"小萝卜头"的孩子。

他出生才两个月，就随父母被关进来。

年岁稍长后，他被允许穿行各个牢房，帮地下党狱中支部传递消息。

1949年9月6日，新中国成立的25天前，不满9岁的宋振中与父母一同被杀于白公馆，随即被埋进那间小屋地下，上面浇灌水泥，冲洗了血迹。

挖开水泥的时候，现场的人全都闷声不语。

遗骸腐烂严重，清理到手部，辨认的人发现，这具小小的遗骸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死死合着。

工作人员缓缓扳开那双小手，里面攥着的是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红蓝铅笔头。

那截铅笔，是他在狱中跟着爱国将领黄显声学写字时用过的。识字、画地图、传消息，它都在。

他死时，手没有松开。

其实就在同一个12月，歌乐山上另一条线也在同步推进。

脱险幸存者罗广斌，在重庆解放翌日，回到白公馆平二室，冲进牢房，蹲下来撬开屋角一块木地板。

地板下藏着一面旗。

那是难友们在狱中得知新中国成立后，拆下红色被面，用饭米粒粘上纸剪的星星，再用铁钉磨成的刀片一点点刻出来的五星红旗。

旗帜原封未动。做旗的那些人，已经全没了。

郭德贤就站在旁边。她带着两个孩子从白公馆侥幸脱险，是那十九人里的一个。

看见旗帜被取出，她开口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史料完整记录下来："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我们不是说好，等解放那天，要抬着这面旗一起冲出去吗？"

屋里没有人回答。

1949年12月25日，大屠杀后第28天，罗广斌向重庆市委提交一份超过2万字的报告，记下他能记住的一切：烈士的名字、被捕经过、审讯情形，还有狱中讨论出的八条建议，关于党如何建设、如何防止腐化、如何保持民主。

那是一群面对枪口的人，用最后的时间讨论出来的东西。

不是遗言，是给后来者的意见。报告送进档案馆，压了三十年，直到1980年代才被党史研究者重新发现。

歌乐山的挖掘工作持续到年底。332具遗骸，绝大多数无法确认姓名，统一编号妥善安置。

那个攥着铅笔头的孩子，遗骸后来迁往陕西，安葬在杨虎城墓旁。

他在牢里曾经问过大人一句话："我们能不能像鸟儿一样飞出去？"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重庆"11·27"大屠杀》词条、中新网《"小萝卜头"宋振中·短暂而璀璨的八年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