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去山西旅游，在太原见到承载华夏文脉的晋祠，这里最初是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宗祠，宋代之后改为祭祀其母邑姜的圣母祠。之后我去往大同，走访雁门关、云冈石窟、华严寺、应县木塔、悬空寺。除去雁门关这座边塞关隘，其余几处瑰宝均诞生于北魏、辽、金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伫立在这些震撼的历史遗存前，我不禁思考：当代中国人该以何种视角看待、接纳这些并非中原汉家王朝留下的文物？去年聊起有关清代历史的舆论争议时，我曾撰文提出一个观点：中华文明自始至终是农耕与游牧共生融合的复合型文明，我们所有人都是多族群交融的后代，中华文化本身就兼具农牧双重底色。这篇文字收获许多认同，也引来不少激烈非议。可当站在云冈石窟之下便能明白，绝大多数人面对这般磅礴厚重的文明遗产，心底只会生出由衷的自豪，文明带来的归属感，本就超越了古代狭隘的族群分界。云冈石窟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开凿，为夯实自身政权合法性而造。核心的昙曜五窟遵循“皇帝即如来”的造像理念，将皇权与佛教信仰融为一体，以此向天下百姓昭示拓跋政权的正统地位。石窟早期造像承袭犍陀罗艺术，融合古希腊、波斯、古罗马、古印度与北方草原多重文化元素。它既是全人类共享的世界文化瑰宝，更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文明遗产。称其属于世界，是因为它汇聚了公元五世纪欧亚大陆多元艺术；称其属于中国，是因为它扎根于华夏土地，见证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轨迹。北魏中期推行全面汉化改革，云冈石窟后期的造像、建筑形制，大量吸收南朝汉地艺术风格。拓跋鲜卑本质上是草原部落联盟共主，部族体系下包含贺兰氏、独孤氏、宇文氏等勋贵，境内还生活着匈奴、库车等诸多族群。汉化改革推进后，拓跋氏改姓元，贺兰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无数草原部族彻底融入华夏族群，成为汉民族的组成部分。应县木塔始建于辽，华严寺是辽金两代皇家寺院，悬空寺初创于北魏。这些震撼的古迹，当代全体中国人、汉族人完全有资格、有底气视作自身的文化财富。辽、金本就是中国正统王朝，《辽史》《金史》位列二十四史，历朝历代均予以承认。评判一处古代文明遗存归属的核心标准应当是：在这片华夏故土之上，无论掌权的族群是谁，只要文字、文化、文明脉络没有发生彻底断裂与替换，就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秉持这样客观的历史观，我们便能坦然接纳所有古代草原王朝留下的珍贵遗迹。五千年前辽西的红山文化，虽其典型父系单倍群在现代国人基因中占比不高，但它孕育的玉礼传统完整传承至今，玉猪龙等玉器，是中华文明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地处农牧交界的石峁文化、齐家文化，虽位于传统中原文明圈边缘，却同样是中华文脉不可分割的一环。后世华夏核心礼乐体系成型于周代，这套制度承续龙山、商代文明成果，经周人系统化整理完善为周礼。周族发祥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文明底色兼具农耕与西北游牧文化特征，姬、姜两大部族世代联姻，共同奠定早期华夏礼乐根基，晋祠供奉的邑姜，便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的王后。数千年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碰撞与博弈：西周亡于犬戎，汉匈百年对峙，西晋末年出现五胡乱华，鲜卑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很多人并不了解，六镇起义瓦解北魏统治后，宇文泰收拢六镇鲜卑将士扎根关中，融合关中汉族士族，形成关陇军事集团；这一集团正是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统治核心，这几个王朝均带有鲜明的汉鲜卑融合特征，属于胡汉二元复合型王朝。此后又有宋辽金长期并立对峙，金朝、蒙元相继入主中原，明代之后满清定鼎天下，农耕与游牧的互动、碰撞贯穿整部中国古代史。回望千百年前的战乱岁月，所有大规模政权征伐都会给底层百姓带来深重苦难，五胡乱华的流离、靖康之耻的屈辱、清初战乱的伤痛，都是无法回避的真实史实。岳飞、文天祥等坚守家国、舍生取义的人物，他们身上的精神气节值得后世永远铭记。但我们必须分清两件事：古代王朝之间、族群之间的战争冲突，不能直接等同于今日各民族的对立，二者需要放置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客观看待。我们应当认清历史流变的客观规律：现代语境下的民族概念，不能简单套用到千年前的古人身上；千百年来，华夏大地的疆域、人口血脉、文化内涵一直在持续交融演变。不少人习惯性以单一农耕视角评判古代草原政权，但若追溯自身基因源流，很多人体内都留存古代北方游牧族群的血脉印记，我们的文化，也在一次次交融中不断丰富。研读历史越深，越能体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本源。上古闽越部族被汉武帝平定后，一部分民众迁往江淮，另一部分留居闽地深山，历经千年演化，形成风俗各异的后世族群。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论中原农耕王朝还是北方游牧政权，出于政权稳固的需要，都会将彼此塑造成对立的一方，这种华夷对峙的观念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能够理解古人的立场，却不能照搬古人的视角看待当下。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完全坦然地认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所有草原王朝遗存，这也是属于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多元一体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