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用人不行，这话说的是康熙。单就用人这件事，他的标准只有一条：有能力就够了，人品这关可以降一降。说白了，吃一点拿一点，无所谓。这套逻辑听起来像是宽仁，实际上藏着一门帝王算术——有把柄的臣子，才是真正拿捏得住的臣子。偏偏这门算术，在他身边的近臣身上留下了一串有实证可查的记录。

高士奇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本是浙江余姚的监生，父亡后靠卖文糊口，进了太学之后引起康熙注意。康熙见他文章好，亲赐会试资格，半个月内两次考试都拿第一，记名翰林院供奉。以监生身份破格入值南书房，这在当时是破例之举。康熙十七年（1678年），高士奇正式入值南书房，皇帝亲赐"忠孝之家"印玺，令其居于大内苑西。

入值之后，高士奇每日贿赂太监打探康熙起居动向，借此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事情，康熙大概率心知肚明。他需要的，正是这种随时可掌握、随时可调用的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明珠势力膨胀，康熙想收手。高士奇连夜找到徐乾学，授意写好弹劾奏章，由郭琇递上，明珠由此革职。之后郭琇又弹劾了高士奇，高士奇休致回籍。棋子走完，各自退场。

徐乾学是康熙九年（1670年）的探花，才学不可谓不高。但他的政治轨迹是一部标准的墙头草史：早年附明珠，明珠危时转投索额图，在两派之间来回腾挪，暗中自结一党。更直接的劣迹是向顺天乡试主考官直接递名单，将榜额占满。不管当时还是后世，他的口碑都极差。

李光地的问题更让人寒心。三藩之乱期间，他与陈梦雷同在福建，两人密约联名上疏请兵。但李光地上报时只署了自己一人的名字。陈梦雷因"附逆罪"被论处，论罪当斩，李光地始终未出面作证，陈梦雷最终被流放奉天。时人称李光地是"假道学"，陈梦雷写下《绝交书》，与他彻底决裂。康熙对此知情，仍用李光地，称其"真学者"，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王鸿绪的结局最能说明这套用人逻辑的后续代价。他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榜眼，后来专门替康熙刺探朝中大臣，密折往来不断，故宫博物院藏《文献丛编》中存有他三十余份告密折。参与编纂《明史》时，他私自将稿本带回乡删改。康熙死后，雍正拒绝给他赐谥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国史馆进呈其传记，乾隆直接定他为奸臣。

雍正不赐谥，乾隆定奸臣——康熙朝的近臣信任，换来的是这两道盖章。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康熙用他们，是因为当时需要；后两朝用不上他们，也就无须替他们维护名誉。

康熙朝当然也有清官。于成龙官至两江总督，卒后遗物只剩粗米数斛和一套官服，康熙称其"天下廉吏第一"。张伯行任江苏巡抚时发布《禁止馈送檄》，明言"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康熙称其"天下清官第一"。但康熙私下对张伯行的评价是"木偶泥人"——廉洁是廉洁，可于事无补。

清官是摆出来做招牌的，小人是拿来办事的，两者同时在场，彼此制衡，皇帝居中调度。有把柄的臣子比完美的臣子更顺手，因为完美的人没有软肋，不好拿捏。这就是康熙那套算法的底层逻辑。

乾隆的做法不同。他即位后强调臣节，对人品有失者罢黜迅速，前期处置了多名能吏型贪官。但他晚年也养出了和珅——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乡试落第的三等侍卫起家，一路爬至权倾朝野。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赐死，抄家财产据称相当于朝廷十五年财政收入。

乾隆的问题是前期严、晚年松；康熙的问题是从头到尾都把"可控"放在"人品"前面。如果单论整体用人风气，乾隆前期确实比康熙朝南书房那一圈人干净得多。

但历史的账从来不是哪套算法绝对正确，只是代价各自不同。康熙的模型能运转，代价是朝堂里始终跑着一批拿捏不定的棋子；乾隆的模型看着更正，代价是晚年失察之后，被养熟的棋子可以把整盘棋都搅翻。两套算法，各自留下各自的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