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摄影术经由荷兰商船传入锁国状态下的日本长崎；明治维新之后，这一西方技术迅速被日本官方吸纳，从天皇肖像宣传到社会记录，摄影逐渐成为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工具。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将摄影术第一次系统性地纳入战争机器，组建官方随军写真班，开启了近代东亚战争影像宣传的先河。
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先后征召了小川一真、龟井兹明等一批知名摄影师随军行动，各师团也配有专门的写真人员，形成了覆盖前线的完整拍摄网络。日方拍摄战争影像的目的十分明确，核心分为两类：其一为宣扬武功，塑造日军战无不胜的形象。摄影师重点拍摄部队登陆、占领城池、缴获军械、舰艇列队、官兵祝捷等场面，通过整齐的军容、罗列的战利品、肃穆的凯旋仪式，向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强化日军战力强大、节节胜利的印象。这些照片随后被印制为写真帖、明信片，在报刊上大量刊发，用以鼓舞国内士气、凝聚战争共识。
其二是塑造“文明之师”形象，抢占国际舆论高地。为了博取欧美列强的认可，日军刻意摆拍了大量“仁政”场景：在平壤、金州等地，日军安排军医为清军战俘“治疗”的画面，组织僧侣为清军阵亡者诵经吊唁，拍摄占领区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这类照片被大量发往西方媒体，用以证明日本是遵循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战争具有正义性。
日本军方建立了严格的照片审查制度，所有底片必须经过军方检阅才能刊发，凡是暴露日军伤亡、战况惨烈、屠杀暴行的内容一律销毁封禁。然而镜头终究无法完全掩盖真相。随军摄影师龟井兹明的私人日记与未公开底片里，就记录下了旅顺郊外堆积的尸体、奉命埋尸的幸存者、逃难的妇孺等画面；部分西方记者与外交官也在现场留下了目击记录，与日军影像宣传形成了尖锐对照。这些侥幸留存下来的影像，与《日清战争实记》等官方出版物刻意营造的和平景象相互印证，反而暴露了日军战时宣传的虚伪性。
从技术史的角度看，甲午战争是日本战争摄影体系的起点，此后日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中的随军写真班制度，都由此发展而来。摄影这一原本用于记录真实的技术，在军国主义体系中被改造成了舆论战的武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即便经过层层筛选与刻意摆拍，那些残存的、未经修饰的影像碎片，最终还是成为了日军战争暴行的铁证，跨越百余年，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