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寄托于《水浒传》的抗战小说：民国第一写手张恨水1941年的“借古唤魂”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上海“孤岛”的报馆里，却有一位文人用千年之前的梁山故事，为沦陷区读者点燃了一把精神之火。他叫张恨水，时人称为“民国第一写手”。这一年，他的《水浒新传》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开篇便赫然用上“华夏大宋”的年号，那不是复古，而是一个读书人在山河破碎之际最沉痛的呼告。

欲言不敢的“孤岛”，与借古喻今的转机

张恨水并非一开始就想到续写《水浒》。上海沦陷后，《新闻报》虽挂着美国旗，但主持报务者“非常谨慎，关乎时代性的小说，很难在报上发表”。1939年，张恨水曾写《秦淮世家》讽刺南京汉奸，但“用笔隐晦，不能畅所欲言”。

到了1940年，他决定改变策略：“打算写一本历史小说。而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如此既能鼓舞上海读者，又可“逃避敌伪的麻烦”。考量北宋末年的情形，他翻到《宋史·张叔夜传》，灵机一动——何不利用此人作线索，将梁山一百八人参与勤王之战来作结束？宋江本是张叔夜部下，随张抗战，“在逻辑上也很讲得通”。《水浒传》深入民间，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

这个主意得到报馆激赏，张恨水很快在重庆动笔。只有那个时代真正的读书人，才会把国家看得很重，才会在文字里如此苦心孤诣地寻找唤醒国人的方式。

让梁山好汉“死得其所”，为民族精神留根脉

《水浒新传》从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接起，核心转变在于：将原著梁山好汉与朝廷的内部矛盾，彻底转向与金国的外部民族矛盾。金兵入侵时，卢俊义、燕青、柴进、董平等十位河北籍好汉主动请缨北上抗金。双枪将董平是梁山第一个为国战死之人，雄州城破时，他连杀百十金兵，最终蹈火自尽。柴进斩杀卖国贼王开人后战死，卢俊义为其赋诗：“英雄哪肯寻常死？十万军中杀贼来，博得山河同不朽，此身只合战场埋。”

与《水浒传》原著结局不同，张恨水笔下的好汉大多战死沙场，北宋依然灭亡。但这种悲剧性的崇高，旨在激励活着的人继承遗志。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读到这部小说，特地询问张恨水的近况，并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很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张恨水在自序中说：“至不曰‘续传’而曰‘新传’者，则亦不敢步伍前贤，以示自造其局面。”他用《水浒》人物，写自己理想中的情事，实为“借花献佛”。至于“借何花，献何佛”？他答道：“是则予唯有拈花微笑答之。”那是文人在高压之下的含蓄，也是他身为“民国第一写手”的家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