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是两岸情报战仍然高度紧张的一年。

当时台湾方面仍没有完全放弃“反攻大陆”的战略想象。其国防部情报局下辖的“救国军”，持续从福建、山东、江苏、广东等方向组织小规模登陆行动，目标包括侦察沿海军事部署、获取文件资料、建立联络点，以及执行破坏和渗透任务。

这一年3月，福建“救国军”执行“海豹专案”，在福建连江一带登陆，带回一批军用品、地图和文件。台湾方面后来将这些资料称为“连江文件”，认为其中具有较高情报价值。对台湾情报系统来说，这是一次较成功的登陆侦察行动。

同年6月，山东“救国军”执行“海虎专案”。这支部队从韩国方向出海，登陆山东荣成附近执行任务。行动撤退时，李秉铭中尉因伤势过重阵亡。台湾方面事后为他举行公祭，并设立铜像纪念。这类宣传也反映出当时台湾仍把登陆行动视为重要政治和军事任务。

但仅一个月后，局势急转直下。

1964年7月，江苏“救国军”与广东“救国军”分别执行“罗汉专案”。江苏方向部队先在启东外海遭解放军拦截，船只被击沉，并有人员被俘。由于行动已经暴露，台湾情报局随即命令准备从越南方向出发的广东省“救国军”返回台湾。

然而，广东方向部队在返航途中经过海南崖县外海时，同样遭到解放军包围并击沉。两路行动先后失败，造成百余人阵亡或失踪，成为台湾情报局和“救国军”损失最惨重的行动之一。

这些案件说明，到了1960年代中期，大陆沿海防卫和反渗透能力已经明显提升。小规模登陆、秘密运输和海上渗透的风险越来越高。过去依赖海岸线漫长、防卫薄弱而展开的敌后行动，开始越来越难以实施。

从台湾方面看，这些行动被包装成“敌后突击”和“反攻准备”。但从实际效果看，它们更多是冷战环境下的高风险情报渗透。行动人员常常被派往陌生海岸，依靠夜间登陆、秘密电台和短时间侦察完成任务，一旦路线暴露，就很难安全撤离。

1964年的“海豹”“海虎”“罗汉”几次行动，构成了一个清晰转折：台湾情报系统仍在试图把战线推回大陆沿海，但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大陆的边海防、公安和军事反制体系日渐成熟，传统登陆渗透的空间正在迅速收缩。

此后，台湾方面这类大规模海上敌后行动逐渐减少。两岸情报战并没有停止，但形式开始变化，从武装登陆、秘密电台和突击侦察，逐步转向更隐蔽的信息收集、人员策反和长期情报网络经营。

所以，1964年的这些行动，不只是几起单独的间谍案件，更是两岸早期情报战从“武装渗透阶段”走向“隐蔽情报阶段”的一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