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志愿军由谁来挂帅的问题，在毛主席心中是有先后顺序的。第一人选是粟裕，第二人选是林彪，第三人选是彭德怀。
1950年10月4日下午，彭德怀刚到北京，行李里还装着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材料。他原以为这次进京，是汇报西北工作，走进中南海后才知道，会议讨论的是要不要出兵朝鲜，以及由谁统率部队。
几个月来一直悬而未定的主帅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落子的时刻。此时的战局与夏天完全不同。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很快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建设正要起步，但东北工业区紧靠战场，不能等炮火烧到鸭绿江边再作准备。
中央决定先把能调动的主力摆到东北，边观察，边做最坏打算。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防会议。
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以及炮兵、高射炮兵等部队，约25.5万人向东北集结。粟裕被安排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不是普通调动，而是把可能出国作战的指挥重任交给了他。
当时选中粟裕，看重的是他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解放战争后期，战场规模越来越大，兵力调动、后勤衔接和战机判断缺一不可。
朝鲜半岛地形狭长，一旦美军大规模介入，战争不会只是守一条边境线，主帅必须能在复杂局面中迅速作出决定。粟裕符合这样的要求。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撑不住了。多年战争留下的伤病集中发作，头痛、眩晕等症状严重，已难以承受长时间阅读、开会和连续指挥。
7月下旬，东北边防军的部队陆续调动，而原定的司令员无法到任。中央只得让东北方面暂时负责指挥和供应，先把队伍、交通、粮弹和医院体系搭起来。
主帅位置不能长期空着。8月4日，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在必要时采用“志愿军”的形式援助朝鲜。
8月下旬，边防军准备进入更紧张的阶段，林彪随之成为重点考虑对象。他长期指挥第四野战军，而东北边防军主力大多来自四野，军、师干部对他的指挥方法也比较熟悉。
这层关系十分实际。临时换帅最怕上下陌生，命令传得慢，部队意图吃不透。
林彪熟悉东北，又熟悉相关部队，从接手到形成指挥，不需要太长磨合期。9月初毛主席给高岗的电报中提到“林、粟均有病”，把两人的情况并列说明，也反映出统帅人选正在两者之间继续权衡。
但林彪同样有病在身，对在缺少制空权、装备差距明显的情况下同美军作战，也持谨慎态度。对中央来说，主帅不仅要懂得怎么打，还必须能够立即到位，对出兵决策有明确态度。
随着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后路受到威胁，原先还能等待的时间迅速消失。10月1日，朝鲜方面提出紧急援助请求，南朝鲜军队也越过三八线。
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出兵，意见并不一致。毛主席随即让人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
这个动作说明，统帅选择已经从“谁最熟悉现有部队”，转为“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马上把担子挑起来”。10月4日当天，彭德怀没有急着发言。
他刚到会，对情况掌握不全，只是一边听，一边判断。晚上回到住处后，他反复思考：如果美军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东北将长期处在直接威胁之下，中国今后的建设也难以安稳。
第二天上午，他明确表示赞成出兵，并服从中央关于由他挂帅的决定。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认识。
10月8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天，彭德怀便赶到沈阳，同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研究指挥机构、部队动员和入朝准备，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是按月算，而是按天算。
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出现。10月12日，苏联空军暂时不能按原设想提供掩护，原定行动一度调整。
10月13日，中央再次开会，决定即使缺少空中支援，也不能改变出兵方针。10月18日，最后命令下达。
10月19日傍晚，志愿军从安东、长甸河口、集安等方向隐蔽渡过鸭绿江，彭德怀也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
此后战场证明，彭德怀没有照搬国内战争的打法。他根据敌军机械化程度高、依赖公路、行动速度快等特点，强调隐蔽接敌、集中兵力、打敌薄弱环节，并在没有稳定制空权的情况下组织连续作战。
统帅人选的变化，最终在战场上得到检验。回头看这段经过，粟裕、林彪、彭德怀的先后顺序，背后不是简单比较谁的名气更大。
粟裕最早承担的是建立东北边防军并准备应对战争的任务；林彪被考虑，是因为他熟悉四野和东北；到了10月，局势已经不允许继续等待，彭德怀能够立即受命，又坚定支持出兵，于是成为最后挂帅的人。这段历史最值得体会的，是决策始终跟着战局变化。
7月需要的是提前布防，9月需要的是熟悉部队的统帅，10月需要的则是一位能立刻出发、敢在困难面前作决定的人。彭德怀不是在一切条件齐备后接过任务，而是在兵力、装备、空中掩护和后勤都存在难题时走上前线。
正因为责任最重、时间最紧，这次临危受命才显得格外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