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钱穆劝蒋介石不要定都南京，不然非失败不可，可蒋介石不听，4年后，钱穆的话应验了！
南京古称金陵，背靠钟山，面临长江，确实有着“龙盘虎踞”的地貌气象。单看风景和局部地形，毫无疑问是一块风水宝地。但在钱穆这样的史学大家眼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规律早已将南京的底牌看透。
纵观历史长河，定都南京的政权，几乎都逃不脱一个致命的宿命——偏安一隅，且往往短命。
三国时期的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再到南唐，全都是仅仅控制江南半壁江山的割据政权。即便是大一统的明朝，朱元璋虽然在此定都，可到了他儿子明成祖朱棣手里，依旧顶着巨大的压力将首都迁往北京。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同样落得个灰飞烟灭的凄惨下场。
钱穆深知，南京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南。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大脑和心脏。倘若大脑长在身体的最南端，想要指挥广袤的北方大地，势必会出现严重的“神经延迟”。在古代，江南固然是鱼米之乡、财富重镇，但中华大地的战略制高点，往往屹立在北方。谁控制了长城沿线、黄河流域，谁就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席卷天下。
定都南京，等于在心理上和地缘上放松了对北方的强力管控。这极易让政权陷入一种“守着江南过安稳日子”的政治惰性之中。在1945年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节点，这种惰性绝对是致命的毒药。
1945年，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局势，犹如一盘极其复杂的珍珑棋局。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最大变局究竟在哪里？答案十分清晰：在东北和华北。
日本投降后，北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东北是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最雄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国际势力的暗中博弈在这个区域异常激烈。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东北一带迅速发展壮大。
整个中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不可逆转地向北方转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的战略眼光可谓极其毒辣。假若将首都定在北平或者西安，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就能紧贴前线，最高指挥中枢可以就近调配资源，牢牢扼守住北方的战略要地。天子守国门，方能镇住大局。
反观现实，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的政治重心彻底南移。从南京发出的政令、军令，必须跨越长江、黄河，遥控大江以北的广阔战区。且不说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单从政治威慑力上讲，就已经大打折扣。
大脑离前线太远，手脚根本不听使唤。在随后的国共博弈中，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频频失利，指挥系统僵化、后勤补给线过长、战略决策严重脱节，全都在印证定都南方带来的恶果。
既然定都北方有着百般好处，蒋介石为何还是铁了心要回南京呢？
首先，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深深扎根在江浙。
从1927年北伐开始，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发家并最终统一名义上的中国，靠的正是江浙财阀的鼎力支持。上海是当时的远东第一大都会、金融中心，江浙一带更是全国最富庶的钱袋子。南京距离上海近在咫尺，定都于此，意味着国民政府能够随时获取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
离开江南去北方建都，等于远离了自己的基本盘。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极度依赖南方资本的统帅来说，离开钱袋子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次，南京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正统性。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启了所谓的“黄金十年”。更重要的是，南京紫金山上有中山陵。蒋介石一直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回到南京，就等于向全天下宣告自己才是抗战胜利的合法接收者，代表着政治正统的延续。
再者，国民政府的官僚体系和嫡系部队大多有着浓厚的南方背景。在重庆的山沟沟里苦熬了八年，大家早就归心似箭，做梦都想回到繁华的十里洋场，回到舒适的江南水乡。在全军上下渴望“胜利还乡”的狂热情绪裹挟下，哪怕有人提议向北，也很难扭转整个利益集团的集体意志。
钱穆看到的是宏观的“天下大局”，蒋介石算计的恰恰是眼前的“权力账本”。两人的眼界与立场截然不同，注定了在建都问题上必然背道而驰。
1946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当时场面何等壮观，冠盖云集，不可一世。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陷入了左支右绌的泥潭。由于政治中心远在南方，南京统帅部在东北和华北的部署常常显得首鼠两端。
在辽沈战役中，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频频越级指挥，发出的电报往往脱离前线实际情况。卫立煌等一线将领焦头烂额，南京的最高统帅部却因为距离遥远常常盲目乐观或惊慌失措。紧接着，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接连打响，长江以北的广袤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易手。
国民政府在失去了北方的大纵深后，南京彻底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被攻破的危城。以往的长江天险或许还能阻挡冷兵器时代的战马，但在现代化的战争机器面前，长江防线仅仅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此时，距离1945年抗战胜利仅仅过去了短短4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