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这一辈子有八个孩子，但是其中有一名孩子让张作霖非常厌恶，这个孩子1908年出生，是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的次子张学铭，也是张学良的胞弟。张作霖对张学铭的冷漠，在帅府里人人都能看出来。吃饭的时候，张学铭总坐在长桌最末尾，离张作霖远远的。
1908年，就是张学铭出生那年。
那一年的张作霖，被清廷任命为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手握重兵，彻底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权势来了，钱财足了，身边的女人自然也多了起来。二姨太卢氏、三姨太戴氏相继进门，张作霖开始流连于新欢。脾气倔强的赵春桂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她不懂得像其他女人那样曲意逢迎，一气之下，常常和张作霖爆发激烈的争吵。这段曾经共患难的夫妻感情，在张学铭出生的前后，迅速降到了冰点。
可以说，张学铭一出生，就赶上了父母感情彻底破裂的冷战期。在张作霖的潜意识里，看到这个二儿子，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那个天天给自己摆冷脸、毫不妥协的结发妻子。大人的感情纠葛无法消解，小小的张学铭便无辜地成了承受父亲负面情绪的“出气筒”。
真正让父子关系彻底定格成冰川的，是发生在1912年的一场悲剧。
那一年，赵春桂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彻底心灰意冷，带着年幼的张学铭，赌气回了新民老家。离开奉天没多久，赵春桂就郁结于心，一病不起。消息传回帅府，张作霖却冷哼一声，大手一挥，认定赵春桂在玩“苦肉计”要挟自己，根本懒得派人理会。甚至当张学良哭着跪求父亲派军医去看看母亲时，张作霖依然无动于衷，铁石心肠。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性格刚烈的赵春桂在绝望和病痛中撒手人寰，年仅38岁。
母亲离世的那一年，张学铭才刚刚4岁。一个4岁的稚童，不仅永远失去了温暖的怀抱，还在无形中成了父亲心头一块绝对不愿触碰的结痂伤疤。
回到帅府后，张学铭的名分依然是嫡次子，但生活境遇已经彻底边缘化。逢年过节，张学良能得到父亲亲自挑选的昂贵礼物，张作霖甚至会亲自考校大儿子的功课；张学铭只能拿到管家按例分配的普通物件，无人问津。家里来了高官贵客，张作霖总爱拉着张学良在一旁旁听历练，逢人便夸小六子聪明；而张学铭则早早被打发回自己的偏院，剥夺了露脸的机会。
在那张象征着家庭地位的长餐桌上，张学铭识趣地退到了最末尾。这既是一种孩童趋利避害的本能，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他深知父亲不想看见自己，干脆躲得远远的，尽量减少存在感。父子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却活得仿佛身处两个完全平行的世界。
在如此严重的家庭冷暴力下长大的孩子，极其容易变得性格扭曲，甚至走上极端。幸运的是，张学铭偏偏闯出了另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这背后，必须归功于两个人：一位是负责抚养他的二妈卢夫人，另一位就是一直拼死护着他的亲哥张学良。
卢夫人宅心仁厚，对赵春桂留下的这两个孩子视如己出，给予了张学铭极大的宽容，填补了他童年缺失的母爱。哥哥张学良更是长兄如父，深知弟弟的委屈，处处替弟弟遮风挡雨。有哥哥罩着，帅府里的下人也不敢对这位不受宠的二少爷太过刁难。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张学铭逐渐展露出了和父亲、哥哥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张作霖是一介草莽武夫，一生迷恋枪杆子；张学良也早早穿上了军装，在军营里摸爬滚打，准备接班。张学铭早早看透了军阀混战的血腥和家庭政治的冰冷。他没有选择进入东北军的核心权力圈，随后远赴日本留学，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
离开那个压抑沉闷的大帅府，对张学铭来说，无异于龙归大海。在异国他乡，他终于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也不用再做一个透明人。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活成了一个懂生活、有品位、见识广博的翩翩公子。
老天爷关上了一扇门，往往会顺手打开一扇窗。张作霖的冷漠，在客观上恰好让张学铭逃离了政治联姻和军阀争斗的漩涡核心。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听到噩耗的那一刻，张学铭的内心必定五味杂陈。那个从小对他冷眼相待的父亲，终究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草草谢幕。没有了父亲的压制，同时也没有了父亲的余荫庇护，张学铭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大考。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激荡年代，他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天津大展拳脚。1930年，年仅22岁的张学铭出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随后更是被委以重任，担任天津市市长。
1931年震惊中外的“便衣队暴动”事件中，日本人暗中武装大批流氓地痞在天津各处打砸抢烧，企图制造借口浑水摸鱼。张学铭毫无惧色，态度极为强硬，亲自指挥警察和保安队伍予以坚决反击，成功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有效保卫了天津的社会秩序。
更有意思的是，张学铭在后半生还成了一位闻名遐迩的美食家。
他精通大江南北的各大菜系，对吃有着极高的追求。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极致热爱，或许正是他对早年家庭情感缺憾的一种自我治愈。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选择留在国内，担任过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等职务，安安稳稳、体体面面地过完了自己的下半生。1983年，张学铭在北京安详病逝，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