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猛将汤景延突然“倒戈”，在乱枪击毙3名战士后，带着600多名精锐铁了心要去投靠日寇。消息一出全军炸了锅，群情激愤纷纷请战要去清理门户，可粟裕首长却在这时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许动他！

当时日本人专门调来了在苏南清乡练出经验的小林师团菊池联队，配上伪军、宪兵、特务和地方保安队，总兵力凑了一万五千多人。

汪伪那边还放出话来，说要六个月之内彻底扫平苏中四分区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打法也十分刁钻，不是光靠部队硬冲硬打，而是沿着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线，修起了绵延数百里的竹篱笆封锁线，每隔几里地就垒一座碉堡，把整块根据地割得七零八落。

之后就像梳头发一样来回拉网清剿，别说大部队转移容易被盯上，就连老百姓私下运点粮食、传个消息，都得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那会儿新四军在通海地区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又挨着长江边，没什么天险可守，硬碰硬跟敌人打肯定要吃亏，可要是直接撤出去，长江沿线的交通通道就全落到日本人手里，江南的抗日队伍就成了孤军。

就在军区上下都琢磨怎么破局的时候，反倒传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汪伪苏北清乡公署的特工头子姜颂平，托了以前的老相识来找汤景延，劝他带着队伍投奔伪军，还许诺给高官厚禄，粮饷管够。

汤景延这个人，早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中校团副，后来看透了旧军队的腐败窝囊，1940年转头投奔了新四军，194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

他性格豪爽脑子活，跟伪军上层不少人都有旧交情，平时打交道应付自如，不容易露马脚。粟裕司令员收到消息之后，反倒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既然敌人想拉拢我们的人，那我们干脆顺着他们的意思，派一整支队伍打进敌人内部去，从里头把敌人的清乡布局给搅乱。

这个计划风险极大，整团建制潜伏敌后，只要有一个人走漏风声，六百多号人就可能全军覆没。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军区专门把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团合编到一起，又抽调了三十多名经验丰富的党员骨干补充进去。

全团上下六百三十四个人，挨个过了政审，确保每个人都靠得住。还配了沉稳细心的顾复生当政委，懂管理有谋略的沈仲彝当副团长，帮着汤景延一起撑住局面。

准备妥当之后，就有了那场惊动全军的“叛变”。汤景延把戏做了个十足，不光公开宣布要投奔日寇，还闹出了流血的动静，就是为了把戏演真，让敌人彻底信以为真。

消息传出来之后，不光基层战士们气得咬牙切齿，不少基层干部也想不通，一个个找上级请战，要去追剿这支“叛军”，直到粟裕的死命令传下来，大伙虽然憋了一肚子火，也只能按兵不动。

日伪军那边一开始也没全信，直到汤景延带着队伍开进了约定的驻防区，又跟姜颂平谈妥了条件——队伍的原有建制不能拆，驻防的地盘不能换，这才慢慢放下了戒心。

日军的师团长小林中将还专门摆了接风宴，汤景延也演得十分到位，酒席上抱怨以前在新四军穷得可怜，一个月五块钱军饷不够抽几包烟，投奔过来就是想跟着皇军谋个好前程，一番话说得日本人连连点头，当场就夸他识时务。

之后的日子里，汤景延靠着会来事、人脉广，在伪军里头混得越来越开，汪伪政府的警政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都先后两次在苏州召见他，还给他升了少将旅长的头衔。

可敌人的疑心从来没彻底消过，1943年5月，他们借着点编验枪的由头突然袭击，想趁机把汤团的重武器全都收走。

汤景延早有防备，提前把重机枪之类的重火力藏进了当地百姓家的暗室里，当天又拉着一帮相熟的伪军官员喝酒塞红包，稀里糊涂就把验枪的事糊弄了过去。

一计不成，敌人又换了个法子，下令把汤团的番号改掉，让全团集中到南通城参加集训，想趁机把队伍打散，分到各个据点去分开控制。

汤景延他们连夜就把各个连队的联络暗号、接应点都核对了一遍，哪怕后来队伍被拆到金沙、石港、刘桥等十几个据点，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范围，也照样能保持统一指挥，没被敌人分化开。

就这么着，汤景延带着队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待了一百六十七天。明面上他们跟着伪军守据点、巡封锁线，暗地里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清剿计划、碉堡位置，还有特务的潜伏名单，全都悄悄送回了新四军根据地。

敌人每次组织大规模清剿，根据地的部队总能提前收到消息安全转移，原本被封死的物资运输通道，也靠着汤团的防区悄悄打通，本来岌岌可危的局面，慢慢就缓了过来。

到1943年9月底，敌人的清乡势头已经弱了下去，汤景延他们也接到了归队的命令。9月29号夜里，分散在各处的队伍同时动手，端掉了驻地的伪军据点，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往根据地撤，等日本人反应过来调兵追赶的时候，汤团早就跟前来接应的新四军主力汇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