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对于翁同龢来说，是他人生中最耻辱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也“卖国”了。
此前因为巨野教案事件，德国出兵强占强占胶州湾，处理此案的正是翁同龢。
光绪帝对他很有意见，在签署协议的时候，特排翁同龢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这个时候光绪帝对翁同龢的工作能力已经不太认可，临行前他还特下旨意，令翁同龢必须在协议上与李鸿章共同署名。
翁同龢不承认事实，但又不能埋怨光绪帝，便认为这是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背后在整他，他仍将自己置于正人君子的位置上，认为卖国这种事只有李鸿章这类人去干。
殊不知，他也是大清的臣子，也有赴国难的责任，弱国无外交，谁也不能无视这一事实。
后来翁同龢开缺，还专门赋诗此事，将胶州湾交涉一事的失败轻率地归咎于李鸿章、张荫恒等人，而不承认自己“办理乖谬”。
客观地说，德国强占胶州湾一事真怨不得李鸿章，从头到尾都是翁同龢主持。
李鸿章是在签字阶段才参与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李鸿章不出面，就显得分量不够。
实际上翁同龢推卸责任是对历史的曲解，为自己的外交无能和交涉乏术的辩护，实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