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势力积极筹组闽粤桂反蒋同盟，并联络在海外的张学良，邀其共举反蒋大旗。张学良遂中止留洋计划准备回国，一面派遣陈博生赴闽表达对福建事变的支持，又派陈言赴香港与胡汉民接洽。

1933年12月23日，胡汉民派刘震寰专程迎接张学良。1934年1月6日，张学良与胡汉民在香港秘密会晤，8日张学良抵达上海。

随后胡汉民委托陈言、刘震寰继续游说张学良，并致函劝其摒弃短期利害，合力彻底反蒋救亡。张学良私下接见刘震寰时坦露策略：当下表面敷衍汪精卫、蒋介石以避猜忌，长远目标是掌控北方，需与两广势力互为呼应。然而蒋介石迅速出兵平定福建事变，西南反蒋同盟声势大跌，张学良随即中断与胡汉民、陈济棠、桂系各方的秘密联络。

有学界观点认为，此次事件成为张学良政治路线转向的关键节点：他放弃联合西南反蒋抗日的方案，转而选择拥蒋抗日，其深层目标是借助南京政府的力量，重新争夺北方控制权。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下野，东北军群龙无首，华北地盘遭到各方分割。福建事变的快速失败，让张学良判定西南反蒋阵营实力薄弱，难以依靠。此后他选择暂时依附南京政府保存东北军实力，这一现实主义政治算计，深刻影响了此后他与蒋介石的博弈，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