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15日，天刚蒙蒙亮，西安北郊的刑场边上就围满了人。军绿色卡车拉着戴手铐的犯人驶来，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块大白牌子。人群里有人压低嗓子议论：“那个女的，在家开舞厅，夜夜跟男人搂搂抱抱，还给自己闺女下药……”
 
正说着，车上一个女人突然扯着嗓子喊起来：“我就跳个舞，就要枪毙我，我不服！”
 
她叫马燕秦，四十四岁，这年春天刚被判了死刑。消息传开，街坊邻居都唏嘘不已，谁也没想到，一场用来解闷的快乐，最后竟要了命。
 
马燕秦是西安本地人，1941年生。年轻时长得好看，嫁了户不错的人家，生了两个女儿。可她跟婆婆处不来，不愿当生孩子的机器，最后离了婚。离婚后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在西安民生餐厅干过活儿，后来因病退，没了固定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时候交谊舞刚在城里冒头，年轻人喜欢去舞厅跳“慢二步”“贴面舞”，老一辈眼里，男女抱在一起就是不正经。马燕秦偏偏迷上了跳舞，她个子高，皮肤白，又会打扮，性格外向，在西安舞圈里渐渐有了名气。光在外面跳还不过瘾，她把自家十八平方米的屋子拾掇出来，支起床板放上录音机，办起私人舞会。邓丽君的《南屏晚钟》一响，几个人搂着转圈，一闹就是大半夜。
 
她家地方小，跳舞时得把床支起来，录音机声音开到最小，生怕吵到邻居。来的人越来越多，男男女女挤在那间小屋里，从深夜跳到天亮。
 
1983年5月的一天，有个叫韩涛的年轻人带朋友惠利名来串门。惠利名28岁，原是化工厂的，嫌厂里规矩多辞了工，在景点摆摊照相，会拉手风琴。韩涛是西安市政工程公司工人，两人在一次文艺汇演上认识。那天三个人加上马燕秦的一个女儿，关了灯跳到半夜，困了就和衣挤在一张床上聊到天亮。惠利名看马燕秦家寒碜，第二天还出去买了点水果送来。
 
可他哪能想到，就这一晚上，日后会换来无期徒刑。
 
马燕秦的舞会越办越频，来的男人越来越多，心思早就不在跳舞上。她自己半推半就成了生意，还拉韩涛帮忙拉客。最出格的是，她打起了两个女儿的主意。姑娘死活不肯，她就在饭菜里下药，等人迷糊了再推进去。两个女儿醒过来也不敢吭声——那年代女人的名声比命重，说出去一辈子就毁了。
 
街坊邻居和派出所其实早有耳闻。严打以前，派出所就找过马燕秦，本来想吓唬她，结果她一口气讲了几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可真正让案子炸开的，是1983年那场席卷全国的“严打”。
 
当时知青大规模返城，大批年轻人没有工作，社会治安压力陡增。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相关决定，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流氓罪列在首位。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十天缩短为三天。
 
风声一紧，马燕秦第一个被盯上。1983年9月一个凌晨，惠利名骑着摩托车回到西安家中。刚躺下，就听有人敲门。“谁啊？”“查户口。”门刚打开，几个人就闯进来，把他手臂拧到背后。便衣掏出逮捕令让他签字，惠利名定神一看，名字里有个字写错了。他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对方踢了他一脚：“签字！”
 
签了字，人被带走。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惠利名才知道自己是因为参加了马燕秦的家庭舞会。
 
公安很快把马燕秦收监，随后陆续抓了三百多人。《陕西日报》连篇累牍报道，整个陕西都轰动了。案子拖了一年多才判下来。
 
根据陕西省志的审判志记载，法院认定马燕秦“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得款2000余元。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奸宿一室。威逼、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
 
1985年初，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马燕秦、韩涛等三名主犯死刑。那个只跳了一回舞、买过几个水果的惠利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几名从犯，有死缓，有无期。有个叫杨和风的，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还请了在西安上学的外国学生参加，因为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认定“态度恶劣”，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燕秦不服，提了上诉，被驳了回来。
 
1985年4月15日凌晨，刑车拉着犯人绕城示众，开到北郊刑场。马燕秦喊出那句“我就跳个舞，就要枪毙我，我不服”。两声枪响过后，人没了。
 
第二天，惠利名被送进渭南二监，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服刑期间，他服从管教，但始终拒绝认罪。
 
很多年后回头看这个案子，有人觉得马燕秦冤，有人觉得不冤。说她冤的人说，她就是爱跳舞、作风开放了些，搁在今天可能连违法都算不上。说她不冤的人说，她逼自己两个亲生女儿供人玩弄，这事儿搁哪个年代都天理难容。可不管怎么说，在那个管控和整顿高压并存的岁月里，个人生活和法律边界之间，确实有着一条今天很难想象的模糊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