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熟睡的冯运修，突然感觉不对劲，开窗一看，这才发现被日军包围了。但他却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悄悄去厨房烧毁机密文件！
这冯运修绝非等闲之辈。
其实，他原本有着极度安逸的少爷生活。他的姨父，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汉奸头子齐燮元。顶着“齐燮元外甥”的光环，他在平津一带要是想作威作福，或者谋个好差事，那简直易如反掌。
但他偏偏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非要去走一条刀尖舔血的绝路。
早在1937年，16岁的冯运修就背着家里，秘密加入了一个叫“北平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的地下组织。利用出入军营的便利条件，他不仅给组织打掩护，还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他个子不高，长得又瘦，看着就是个文弱书生，谁能想到，这副皮囊下藏着北平城里最让汉奸闻风丧胆的神枪手。
就在被包围的一个月前，也就是194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三周年的日子。汉奸报纸《新民报》的编辑局局长吴菊痴，刚在中山公园开完“庆祝皇军圣战”的大会，坐着黄包车美滋滋地往回走。
冯运修骑着自行车一路尾随。到了南新华街，趁着路边办丧事吹吹打打的声音掩护，他猛蹬两步，凑到黄包车跟前，抬手就是两枪，当场把吴菊痴送回了老家。
这事儿一出，北平的日伪当局气疯了。汉奸们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挨枪子的就是自己。日本人更是恼羞成怒，调集了大量特务，在北平城里挖地三尺，终于在8月7日凌晨，摸到了受璧胡同甲12号。
“砰”的一声巨响，大门被踹开了。
日伪军警如狼似虎地冲进院子。他们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紧接着，带队的特务就闻到了厨房里飘出的焦糊味。
“在厨房！抓活的！”
这帮人呼啦一下全围了过去，隔着门窗大喊，叫冯运修赶紧投降。
厨房里静悄悄的，只有文件燃烧的劈啪声。冯运修连一句废话都懒得搭理他们，依旧专心致志地烧着手里的材料。等最后一张纸片彻底变成了认不出字迹的黑灰，他这才站起身，从腰间拔出了那把俗称“对面笑”的勃朗宁袖珍手枪。
特务们见里面没动静，仗着人多势众，端着枪就往厨房门口扑。
迎接他们的，是几颗精准度极高的子弹。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伪警察还没反应过来，就惨叫着倒在了血泊里。
这下外头的人全慌了神。伪警察局特务科科长袁规是个阴狠毒辣的汉奸，这小子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极度丧尽天良的损招。他一把将冯运修的父亲冯愰拽了过来，推在自己身前当肉盾，缩在老人背后，一步一步往厨房逼近，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喊着劝降的话。
这一幕，简直把汉奸的无耻演绎到了极点。拿人家的老父亲挡子弹，算什么本事？
隔着窗户缝，冯运修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一边是生养自己的亲爹，一边是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稍微犹豫一下，或者手稍微抖一分，亲爹就没命了。
冯运修目光如炬，死死盯着那个缩在父亲背后的特务。就在袁规自以为得计，刚从老父亲肩膀后面探出半个脑袋，想要往厨房里偷瞄的那个瞬间。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冯运修抬手就是一枪。
这一枪，犹如长了眼睛一般，擦着父亲的肩膀飞过，精准无误地击中了袁规的颈部。那汉奸连哼都没哼一声，像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后来被送到医院才勉强保住了一条狗命。
外头的日伪特务全看傻了眼。面对这样一个身处绝境却依然能一击致命的神枪手，这帮欺软怕硬的家伙彻底怂了。再没人敢往前凑一步。他们狼狈地退到院子里，纷纷爬上院墙，架起机枪，躲在暗处疯狂地向厨房扫射。
一时间，宁静的受璧胡同枪声大作。
冯运修据守在狭小的厨房里，奋力还击。后来的档案显示，他一个人竟然存着3支左轮手枪、1支勃朗宁手枪外加二十多发子弹。
敌我力量实在太悬殊了。外面是装备精良、源源不断的正规军警，里面只是一个19岁的少年。密集如雨的子弹打穿了门窗，打碎了灶具。
冯运修的右臂中弹了，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袖，枪掉在了地上。他咬着牙，用左手把枪捡了起来，继续扣动扳机。哪怕只剩下一口气，只要敌人敢靠近，他就绝不手软。
渐渐地，厨房里的枪声越来越稀疏，最终彻底沉寂了下来。
那些趴在墙头上的特务们，端着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挪向厨房。等他们踢开千疮百孔的木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不寒而栗。
那个让日军高层头疼不已、让汉奸们夜不能寐的“枪手”，静静地倒在血泊中。他身中数弹，气息奄奄，右臂满是鲜血，左手依然死死地握着那把枪。身后的火盆里，那些能让无数爱国志士人头落地的机密文件，早已经化作了一堆冰冷的灰烬。
为了榨取有价值的情报，日伪警察赶紧把濒死的冯运修送到了中央医院抢救。可他伤得太重了，即便还能开口，也绝不可能吐露半个字。
1940年8月8日夜里，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年仅19岁的冯运修永远闭上了眼睛。
就在牺牲的那一年，他刚刚考入了著名的北京辅仁大学。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到了九月，他应该会穿着整洁的学生装，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和同学们讨论诗词歌赋，探讨国家大事。
他本有大好的前程，本有优渥的家境，本有无数条好走的路。他偏偏选了最艰难、最壮烈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