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4日，南宁明秀园的桂系总部人去楼空，白崇禧登上专机飞往海南岛时，带走了桂系账面上剩余的黄金、美钞，带走了最后一批能调动的嫡系军官，留下的，是近百万户丧子丧夫的家庭、被搜刮一空的乡村、被破坏殆尽的交通设施，以及他亲手埋下的、将绵延三年之久的匪患火种。
后世总有人愿意把白崇禧塑造成广西的“功臣”，津津乐道于“模范省”的虚名与“小诸葛”的战功，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广西坊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白崇禧一生算无遗策，到头来最对不起的，恰恰是那批拼命全力供养他的广西人。

新桂系统治广西的核心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省之力养一系之兵”，白崇禧主导设计的“三自三寓”政策，本质上是把整个广西改造成一个准军事组织。
按照1930年开始推行的民团制度，全省18岁至45岁的男性壮丁全部强制编入民团，接受军事训练，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全省受训壮丁已达120万，相当于每10个广西人里就有一个被纳入军事化体系。
这套制度让桂系拥有了近乎无穷的兵源，也让广西的财政彻底向军事倾斜，1933年全省军费开支超过2100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0.24%，时任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都私下坦言，财政压力大到令人头疼。
为了填补军费缺口，桂系一方面加征田赋，将每亩税额从1.25元提高到1.3元，另一方面则靠鸦片过境税续命，将过境鸦片的税率从每两四角提至四角五分，靠这种毒害国民的生意维持军阀统治。所谓的“广西模范省”，本质上是一个大兵营，所有的基层建设、教育普及，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征兵、征粮、动员民众为桂系的政治野心服务，普通百姓的生存需求，从来都不在白崇禧的优先考虑范围内。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的动员能力确实震惊全国，一个月内就整编出10万军队开赴前线，八年抗战总计征调兵员近100万人，按当时全省1200万人口计算，出兵比例高居全国第一，此外还有200多万人次的民工承担修路、运粮等劳役。
广西子弟兵在淞沪、徐州、武汉、昆仑关等战役中浴血奋战，打出了桂军的威名，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仅正规军的伤亡就至少在5万人以上。
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本可以避免，恰恰是白崇禧的私心，直接放大了战争对广西的破坏。
1944年桂柳会战期间，白崇禧以指导防务的名义亲临桂林，却在日军兵临城下之际擅自调整部署，将桂系嫡系的第175师、第188师从守城部队中调出，替换上来的是几乎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师第170师。
当时的第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在回忆中明确写道，被调走的188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31军副军长冯璜、393团团长蒋晃都是白的亲信，军中上下都清楚这是白崇禧在保存嫡系实力。
这次临阵换防直接导致桂林守军兵力减半、军心涣散，原本计划坚守三个月的桂林城，短短十天就宣告沦陷。
更讽刺的是，白崇禧此前多次公开宣称要“焦土抗战”、与广西共存亡，真到了家乡要守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保住自己的私人武装，把守城的死事留给了杂牌部队和本地民团。
桂林、柳州沦陷后，日军沿铁路线南下扫荡，桂北、桂中数十个县惨遭蹂躏，无数百姓家破人亡，而白崇禧带着他的嫡系主力撤往黔桂边境，始终没有投入主力反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口述历史中曾直言，桂柳会战的溃败，白崇禧的派系私心要负首要责任。

抗战胜利没有给广西带来喘息的机会，白崇禧很快就把桂系主力绑上了内战的战车。
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开始，以广西子弟为核心的桂系部队就被调往华东、华中战场，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先锋。白崇禧本人先是出任国防部长，后又担任华中剿总司令，手握十几万大军，在大别山、淮海战场与解放军反复拉锯。
他所有的政治筹码、所有的军事底气，都来自那批从广西走出来的子弟兵，而他为了争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不惜把这些子弟一个个送上内战的绞肉机。
1949年衡宝战役，桂系赖以生存的王牌第7军、第48军主力近3万人被全歼，这些士兵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他们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了同胞相残的内战中，成了白崇禧政治野心的牺牲品。
衡宝战败后，白崇禧带着残部退回广西，非但没有休养生息、保全地方，反而变本加厉地盘剥家乡。为了拼凑最后的抵抗力量，他在全省推行“一甲一兵一枪”的总体战，强行抓壮丁补充部队，摊派巨额的自卫特捐、军粮征购，把已经被战争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广西百姓又榨了一遍。
更恶劣的是，白崇禧在败退前有计划地留下了大批特务、军事骨干和武器弹药，在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瑶山等地布置游击根据地，试图长期对抗新政权。
这批遗留的武装后来演变成遍布全省的匪患，在1950年到1951年间多次攻打县城、杀害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烧毁房屋、劫掠财物，导致广西的剿匪战争持续了整整三年，解放军伤亡上万人，普通民众的死伤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统计。
换句话说，白崇禧人走了，却把战乱的火种留在了广西，让家乡百姓在他败逃之后，又承受了数年的兵灾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