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张挺盯着一个抱着机枪的鬼子，琢磨怎样得到那挺机枪，这时鬼子突然朝房顶制高点爬去，张挺沿着墙根绕到屋后，一纵身上了房顶。


机枪还没架稳，傅家桥村那条巷子已经变了样。
1944年4月8日黄昏，五连进村执行任务。连长徐官带尖刀班在前头开路，张挺跟在后面。他的位置不在火力口上，身上背的是卫生包，手里只有一颗手榴弹。队伍走到十字巷口，迎面碰上敌人。这样的距离，谁都没法从容布置。前头一开枪，后面的人也被堵住，退一步也会乱。街巷里的宽窄也不再由墙决定，由枪口决定。

尖刀班在前，卫生员跟得近，这个位置有风险，也有用处。
离得远，他看不见敌人抢屋顶；离得太前，又可能先被火力打掉。张挺夹在连长和后续队伍之间，手里没有能压住一条街的枪，却能最早看见那挺机枪往上走。

傅家桥村给他的时间很少，少到来不及把事情交给别人。

张挺看见的，是一名抱机枪的日军往屋上爬。
那几步路看着短，压下来的后果很实。机枪上了屋顶，下面这条巷子就会被扫住。徐官带着的人在前，五连没有宽地方展开。卫生员按常规等着包扎、止血、往后送。

可那时伤员还没出现，制造伤员的火力已经在往高处走。

他没有从正面追。正面追，敌人先开枪。张挺贴着墙根绕到屋后，翻上屋面。这个动作把他的岗位推到一边。卫生包还在身上，可手已经先去处理枪。屋顶不大，人贴得近，机枪转过来时，枪口已经冲向他。他扑低，冲上去，伸手把枪管往上抬。子弹打偏了。右手那颗手榴弹没有投出去，被他攥着砸向对方。

屋面上的事结束得很快。机枪到了张挺手里，街巷里的火力方向也换了。五连在傅家桥村这一仗中牺牲两人，毙伤敌三十多人，俘敌四人。这个结果里有一处很窄的关口：那挺机枪没能从屋顶压下来。它如果压住巷口，伤亡就会先从尖刀班那里扩开。张挺夺枪，把已经抬高的杀伤口按回去，也给下面的人让出一段能动的距离。

在这样的战斗里，手榴弹、驳壳枪、步枪各有用处，可机枪上了高处，能把几户院墙间的路口连成一条火线。五连没有时间把伤员先送出去，也没有时间改换路线。张挺抢的就是这点时间。

张挺进五连时，拿到的是卫生员位置。
1939年，他十三岁，曾经参军，两个月后因部队整编被精简。后来他再次报名参军，被编入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二营五连，做卫生员。这个身份听着靠后，到了敌后战场却经常贴着前沿。

药包要跟着连队走，伤员不会自己从枪火边上退下来。
谁倒在据点外，谁倒在巷口，卫生员就得往那里去。张挺在五连学会的，先是把人从火线边上弄回来。

胶东的战场不宽敞。
村子、据点、炮楼、开阔地，常把连队切成一段一段。五连这样的基层部队，打仗时光靠胆子不够，还要有能立刻压住敌人的火器。日军和伪军守住高处，八路军往前冲，开阔地会把人暴露出来；巷战里又相反，墙把人困住，屋顶上多出一挺机枪，下面的队形就会被打散。

傅家桥村那一下，张挺处理的就是这种逼到眼前的麻烦。

大田据点外，张挺碰过另一种麻烦。

1943年3月，二营攻打大田，五连担任主攻。
据点里有日军一个中队，还有二百多名伪军。夜里九点战斗打响。前面开阔，敌人又占着高处，五连几次冲击没能打开口子。夜里一点部队撤出，走了四五里再清点人数，三班副班长王新年不见了。

队伍已经离开，失踪的人却还在敌人火力边上。

张挺回去找他。那一趟没有冲锋声，也没有缴获，只能贴着地面一点点摸。炮楼上有动静，他伏住；动静过去，再往前。两个小时后，他在一块石头后的土坑里找到了王新年。王新年腹部受重伤，张挺摸黑做了简单处置。敌人发现动静后开枪，他左脚踝中弹。带人回去时，背不成，只能托着走。天亮前，王新年被带回五连。

大田那晚给张挺留下的，是火线边上的限制。
一个人伤在敌前，卫生员要越过安全线；一挺机枪抢高处，卫生员又得先把枪口抬走。岗位没有变，危险变了形。到傅家桥村时，他没有时间分辨自己该不该上屋顶。巷口一旦被压住，下面的人就会倒下。那条街把选择压得只剩一件事：先把机枪夺下来。

张挺获得胶东军区“甲等战斗模范”称号，是傅家桥村战斗后的结果。
这个称号没有把两名牺牲的同志从账里挪走，也没有把大田那夜的王新年变成陪衬。称号定下后，五连那天的缺口还在：需要有人在危险冒头时补上去。缺口有时是一名伤员，有时是一挺机枪。张挺手里有时是纱布，有时是手榴弹，有时要托着伤员往回挪，有时要把枪管往天上抬。

傅家桥村屋面上，日军已经转身开火，张挺伸手抬起枪管，手榴弹还在掌心。
下面是徐官带着的尖刀班，是被墙和枪声挤住的五连。机枪落到张挺手里后，街巷里才多出一点余地。下面的枪声还没停住。

战斗继续向前，屋顶上留下的是一挺刚被夺下的机枪，和一个还背着卫生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