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又开始在美国流行了，现实终会到来】

（华盛顿邮报）在美国，现在正是社会主义者的最佳时代。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X世代曾以为柏林墙的倒塌已经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但现在我们自己也遭到了反驳：民主社会主义者现在掌控着西雅图和纽约市，而且到了明年一月，他们很可能也会掌控华盛顿特区，因为简妮丝·路易斯·乔治赢得了通常决定该地区市长选举结果的民主党初选。

对左翼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因为社会主义的污名已经从苏联惨痛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盖洛普民调显示，高达66%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而对资本主义持同样态度的民主党人仅占42%。这让左翼看到了一场即将胜利的革命，因为它能够承诺中间偏左无法做到的事情：彻底打破令人不满的现状。

挑战在于，社会主义的兴起呈尖峰状，集中在那些富裕（但往往社会地位下降）的大学毕业生聚集的蓝州城市。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个问题，因为进步派政府的过度干预正在损害该党在非铁杆蓝州地区的形象。但这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也是个挑战，因为在城市里，推行大规模的新税收和支出计划是最困难的。

过去十年城市化进程中，这种现实并不明显；随着年轻富裕的居民涌入，挤占了年老体弱居民的住房，城市财政充裕，公共服务也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但这种繁荣景象已经减弱，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那里的人口仍然低于疫情前的峰值。

由于千禧一代人口过剩带来的旺盛需求，市长们重新认识到城市治理的残酷现实：离开一座城市远比离开一个州或一个国家容易得多，因此税基更加有限，制定惩罚性商业法规的空间也小得多。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在远程办公时代尤为如此，因为靠近市中心办公室的价值已不如以前那么高了，我们现在可以通过Zoom等视频会议软件进行远程办公。

即便传统的市中心办公文化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市长们也很难真正带来颠覆性的变革。社会主义者上一次在美国政坛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在一个世纪前，那时政府规模很小，税基几乎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等待着被挖掘。一百年后的今天，政府已经承担了大量的开支，而其资金来源正是累进税制，这种税制将大部分负担转嫁给了高收入纳税人——社会主义者正是想利用这些人来为他们的项目买单。

这些服务往往价格高得离谱，与其实际提供的服务不成正比。例如，美国的基建成本就令人咋舌。但每一笔过高的支出都意味着他人收入的减少，而如果你试图削减他们哪怕一分钱的收入，他们都会拼死抵抗。这会消耗掉原本可以用于资助新服务的财政资源。纽约、华盛顿特区、西雅图和芝加哥都在努力应对严重的结构性预算缺口。

税法的累进性也使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变得复杂。社会主义者或许会对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大加赞赏，但这些国家的资金来源是对中产阶级征收重税，这种理念不太可能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受过良好教育的支持者中得到认可；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们投票支持的是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更少的可支配收入。

不幸的是，纽约市约三分之一的所得税收入已经来自“百万富翁纳税人”，他们面临的州、地方和联邦综合边际个人所得税率可能超过50%。华盛顿特区的综合边际税率也位居全国最高之列，约为48%。华盛顿特区或许还有一些额外的税收空间，但考虑到人口流动如此便捷，究竟有多少尚待观察。如果社会主义市长们犯错，第一个预警信号就是税收收入下降。鉴于国家债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而且白宫里坐着一位共和党总统，获得新的联邦资金的可能性也不大。

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西雅图市长凯蒂·B·威尔逊和刘易斯·乔治都已在为这些问题苦苦挣扎。面对高达54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仅靠州政府的大量援助才勉强填补），马姆达尼不得不缩减其施政目标；而威尔逊则在考虑裁员以弥补预算缺口。刘易斯·乔治所在的华盛顿特区议会正努力应对11亿美元的财政缺口，这将使她难以兑现诸如昂贵的儿童保育补贴等重大承诺。

讽刺的是，这些糟糕的财政现实恰恰是社会主义势力崛起的部分原因。联邦财政的岌岌可危限制了大胆推行国家新议程的空间，也可能是导致利率和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之一。这对社会主义政客来说是一个机会。 但现实是，一旦他们上台，就会发现维持现状十分困难，更遑论按照支持者的期望进行改进。美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