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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2名老师飞往贵阳,飞机落地下去后,全部陷入了沉默。


我叫许文英,今年四十三岁,北京人,在海淀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教了十九年。我们这次去贵州,是学校组织的支教交流,二十二个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各科都有,加上一个带队的副校长,一个负责后勤的教务主任。我是语文组的组长,算是这次带队的半个负责人。
走的那天是十月八号,早上六点在学校门口集合。我们去的是贵阳下面一个县,具体是哪个学校,出发前只知道叫“某某乡中心学校”,那是结对学校,已经结了三年了,但我们是第一批实地去的。校长在出发前开了个会,说了二十分钟,大意是,这回去,主要是看看人家的办学情况,也把人家的老师请到我们那儿去培训,大家注意言行,代表学校,代表首都。
我们坐的是早班机,八点多起飞,四个小时。飞机上是热闹的。我坐在靠窗,旁边是教英语的张老师,二十六岁,去年才来的,一路上问我贵阳有什么好吃的。后排几个人在讨论要不要去黄果树,趁着下午还有空。教物理的老王带了一副扑克,跟两个男老师打了一路。教化学的小李在拍云,说这个云层太漂亮了。
飞机快到的时候,我从窗户往下看。十月的贵州,底下全是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很深,那些山不像北方的山,北方的山是硬的,这个山是软的,一层雾罩着,一坨一坨的。山中间偶尔有一小块平地,平地上有房子,有田,白花花的,像是刚收过什么东西。
我心里是有点兴奋的。我教书十九年,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西安。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书教得还行,学生也喜欢我,可是我这一辈子,就在海淀那个校园里,教室、办公室、家,三点一线。我这次来,多少有点“出门见世面”的意思。
飞机落地,滑行的时候,我还跟张老师说,待会儿下去,我们先找点吃的。
飞机停稳,我们下飞机。
贵阳龙洞堡机场,十月八号上午十一点半,天气是阴的,不冷。我们从廊桥出来,走进航站楼,那个廊桥一进楼,我就感觉到了一件事。我们二十二个人,走在那条通道上,忽然都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是谁先不说的。我只记得,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那几个人也不说话,低着头走路,或者看手机。
我当时以为大家是累了,坐了四个小时飞机。我说,大家精神点,待会儿出站有车接。有几个人应了一声,有,很轻。
出了站,接我们的是县教育局一辆中巴车。开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师傅,笑呵呵的,帮我们抬行李。我们的行李多,二十二个人,二十几个箱子,还有几箱子书,是学校让学生捐的,每个班捐两本,捐了两千多本,装了八个纸箱。师傅说,这些书,学校那边肯定高兴。
车从机场出来,往县里开。路是高速,两边就是那些山。开着开着,那个山就变了,从高速两边退到很远的地方,变成那种一座连一座的,路就从山中间穿过去,过一个隧道,出一个隧道,过一个,出一个。我一路上数,过了三十多个隧道。
车里很安静。我坐在中间,前排几个老师在低声说话,后排没人说话。我旁边那个张老师,趴在窗户上看,看了很久,回过头来跟我说,许老师,这山,怎么这么多。
我说,是啊。
她说,这山里头,有人住吗。
我说,有,你看那个山腰上。
我们看见那个山腰上有一小片朝天的地,那一小片地上有房子,三五间,那种老木头房子,房顶是瓦的,有的黑,有的长了草。房子边上有一小块地,种着玉米,玉米已经收了,剩下茬子。
张老师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下来高速,走国道,又走一段县道,县道两边就是镇子,镇子上有那种两三层的瓷砖楼,有几家店,有摩托车在跑。又走了一段乡道,那段乡道的路窄,两边都是竹子,我们的中巴车擦着竹子过去,车窗上被叶子扫得沙沙响。
快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学校。
那个学校,我到现在都记得。一道水泥的坡,上去是一个不大的操场,操场是水泥地,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篮板是木头的,有一边已经翘起来了。操场那头是一栋楼,三层的,是那种老的教学楼,外墙刷的白漆,已经起了皮,露出下面的水泥。楼道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学校的名字,字是红的。
从楼里出来一个人,五十来岁,很瘦,穿一件蓝衬衫,袖子挽着,裤脚上沾着泥。那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姓吴,叫吴明德。他走过来,很热情,一个一个地跟我们握手,说,欢迎欢迎,远道而来的,辛苦了。他的手很粗,握得很有力。
他说,我先带大家看看。
他带着我们看那栋楼。一层是教室,一共六间。二层是办公室和几间宿舍,宿舍是给远路的老师住的,一个宿舍四五个人。三层有两间是空的,堆着东西。他指着那个楼道,说,这个楼是九十年代的,前年修过一次,房顶不漏了。
我们进了一间教室。那间教室,我不知道该怎么描写。我教了十九年语文,我发现我那个词库不够用了。
教室的黑板是那种老的黑板,刷的黑漆,中间有一块地方被擦得发白。日光灯管,一共四根,有一根不亮。桌凳是那种铁的,木头面的,木头面上的漆都被磨掉了,露出木头的纹。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纸都黄了。
四十六个学生。四十六张桌子,挤在一起,最前面的桌子离黑板一米半,最后一排靠着后墙。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些孩子都站起来了,说老师好,声音很响,很齐。
我站在那间教室里,看了看那个窗户。窗户是木框的,玻璃有一块裂了,用那种透明胶带贴着。窗户外面就是山。
我们从教室出来,吴校长带我们去会议室。会议室在二楼,一张长桌,十几把椅子,一个投影仪,那个投影仪的壳子是白的,有点发黄。
坐下来,吴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这个学校,一共六个年级,五百二十三个学生,其中,住校的三百多个。他说,为什么住校的多呢,我们的学生,最远的一个,家在山那边,走山路,单程三个半小时,他上小学一年级就住校了。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有五十几个学生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一年回来一趟。
他说,我们的老师,一共二十六个。二十六个老师,有五个是五十岁往上的,还有三个是明年就要退休的。他说,这两年,我们招了两个特岗老师,都是年轻人,干了两年都走了,一个去了县中,一个去了贵阳,人家也要过日子。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不诉苦,就是陈述,像在念一份材料。他说完了,我们这边没人说话。
我坐在他对面,我的笔记本翻开在那里,我一笔也没写。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学校安排我们分学科听课。语文组听了一节四年级的语文课,上课的是一个女老师,姓罗,三十来岁,是从县城调下来的,据说是因为爱人在这儿。她讲的是《爬山虎的脚》,叶圣陶的那篇。
那节课,我听得心里一阵一阵的。
她的普通话,有很重的口音,有几个字咬不准。可是她讲得特别仔细。她讲爬山虎的脚,那个“触着墙”的“触”字,她让孩子把手伸出来,摸一下墙,说,你们摸摸,这个就是触。孩子都伸手摸墙,摸完了,她问,什么感觉。有个孩子说,凉的。她说,对了,就是这种感觉,爬山虎的脚就是这样,慢慢地、轻轻地挨上去。
我教这篇课文,也教过。我教的时候,讲的是这篇课文的写法,抓住特点来写,讲的是“细心观察”这个道理,讲完了,做练习,考试考到,就完了。我从来没让孩子摸一下墙。
下课以后,我跟罗老师聊。她说,她教这个班,教了三年,这四十六个孩子里,有十几个没有课外书,有的孩子家里,除了课本,一本书都没有。她说,她有一回讲《海底世界》,那节课,她讲了半节课,孩子都没什么反应,她就问,你们见过海吗。全班四十六个人,没有人见过海。
我那天下午,坐在那个会议室里,喝了三杯水。
晚饭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几十个孩子在食堂里吃饭,一碗饭菜,一个汤,吃得很快,不吵。我们这帮老师,坐在另一边,吃的是学校特意准备的,有鸡,有鱼。我一口都吃不下。
那天晚上,我们住县里的宾馆,开车四十分钟。上车的时候,我数了一下,二十二个人,上车的时候,没一个人说话。
到了宾馆,把行李放下,我们在楼下大堂集合,说去吃晚饭。那个晚上,我们二十二个人坐在一张大圆桌上,一开始还是没人说话。后来老王,教物理的那个,他把筷子放下,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今天下午听了一节数学课。他说,那个老师讲函数的图像,画了满满一黑板,画得特别好看,用的是粉笔,没有尺子,画得比我们学校用尺子画的还直。他说,我坐后头,那节课我都在看她的手。他说,她那个手背上,有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全是粉笔灰嵌进去的。
他说,我教了二十多年,我都不敢说我那么画。
那一桌,还是没人说话。
后来是张老师,那个二十六岁的英语老师,她说,我今天晚上看到一件事。她说,我们吃完饭,我从食堂出来,看到一个女孩子,大概四年级,蹲在水池边上,用一个很小的盆,在洗自己的衣服。她说,我就问她,你洗衣服啊。她说,我洗我的。我问,你妈妈呢。她说,我妈妈在深圳。
她说,那个女孩子的手,冻得是红的。十月的贵州,晚上已经凉了。她说,她就在那个水龙头边上蹲着,搓那个衣服,搓得很认真。
她说,我那个年纪,还在让我妈给我洗袜子。
张老师说完,眼睛红了。
那顿饭,吃了很久。我们说了很多话。有人说,今天那个学校,我们那个楼,一天中的光线,不够。有人说,那个宿舍,一间住五个人,冬天怎么过。有人说,那五十几个留守儿童,他们晚上想妈怎么办。
最后是我们带队的副校长,姓冯,他说话了。他说,我讲句实话,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学校,去年翻修了图书馆,投了八百万,装了地暖,买了那个最先进的借阅系统。他说,我们那里的孩子,家长开车送他们到校门口,一个孩子一年课外班花几万。他说,我今天坐在那间教室里,我就在想,教育的公平,这个话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他说,我今天第一次,不是从文件上明白这个意思。
他说,大家回去以后,不要写那种“深受感动”的文章。他说,你们写一份具体的建议,我们学校能做的,一条一条列出来,别再写虚的。
那天晚上回宾馆,我睡不着。我坐在那个窗边,看着下面的县城,晚上十点多,还有几家店亮着灯。我这个人,这辈子教语文,讲唐诗宋词,讲朱自清的老父亲的背影,讲鲁迅的孔乙己,我讲得头头是道,学生也爱听。可我这一天,我坐在那个教室里,看着那些孩子,我忽然不知道我那些课,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学校。上午听了两节课,下午跟当地老师座谈。座谈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老教师,姓陈,五十八了,在这个学校教了三十四年,他说了一段话,我记本子上了。
他说,我们这里的孩子,不是笨。他说,我们这里的孩子,有的一年级就会烧火做饭,四年级就能自己走三个小时山路回家,他们那个韧劲,你们城里孩子是比不了的。他说,我们缺的,不是聪明,是机会。他说,我们缺老师,缺书,缺一个能看见外头的地方。
他说,你们北京的老师来了,我们特别高兴。他说,我有个请求,就是你们别光来一天。他说,你们能不能跟我们结一个长期的,我们这里的老师,能不能每年去你们那儿待两个礼拜,我们看看你们的课是怎么上的。
那天座谈结束,我们走在那个操场上。十月的贵州,那天下午出了太阳,山那边一片亮。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打球,他们那个球,拍在水泥地上,声音特别响。
我站在操场边上,我忽然听见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师说了一句,声音很小,可是我听得很清楚。她说,我回去以后,我要把这篇课文,重新讲一遍。
我没有问是谁说的。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次支教的第四天,我们走。走的那天早上,我在那个学校门口,看见了那个洗衣服的女孩子。她背着书包,头发扎着两小辫,从我面前过,看见我,站住了,叫了一声老师好。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吴小蝶。我说,小蝶,你那件衣服,洗干净了吗。她说,洗干净了。
我从包里,把我带着的那本《窗边的小豆豆》掏出来,给了她。那本书是我出门的时候随手带的,我在飞机上看。
她接过去,看着封面,说,老师,这个书是给我的吗。
我说,给你的。
她说,我看了以后,还给你吗。
我说,不用还,你留着,你看完了,可以借给同学看。
她把那本书抱在怀里,说,谢谢老师。
然后她跑了。
我们的车开上那条水泥坡的时候,我从窗户里往回看,那个学校的楼在下面,那个操场上还有几个孩子在跑。我们二十二个人,坐在那辆车里,从出了学校门,就没怎么说话。那个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这些北京来的老师,是不是觉得我们这儿苦。
我说,不是苦。
他说,那怎么都不说话。
我说,我们在想事。
他说,哦。
回到北京是下午。从机场出来,我们二十二个人,站在到达口,说了几句“辛苦了”“路上小心”,就散了。
我在学校门口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手机,看了看天。北京的天,那天特别好,蓝得很干净。
我教我认识的那个班,四十七个孩子。我给他们讲过《在山的那边》,王家新的那首诗。我讲的时候,讲的是意象,讲的是象征,讲的是“山”代表困难,“海”代表理想,讲完了,让他们写一篇读后感。
我今天想起那首诗的最后几句,那几句我一辈子背得下来:
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我那天晚上坐在书桌前,把这首诗抄了一遍,抄在那张纸上,我写了一句:下个礼拜一,我要给班里重新讲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