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在掉漆的旧木门槛上，身上裹着件褪色的旧军大衣，夹烟的手指抖得掉了一裤腿烟灰。谁能想到，就在一年前，他出门还坐着专车吉普，饭桌上剔着红烧甲鱼的裙边，手腕上晃着进口亮堂的手表。一脚踩空，20年的路，硬生生退回了原点。
70年代末，我和他一起退伍回村。我是排长，他是副连长。
转业分配，他进了县里的大院，我留在了乡下公社。
那年他爹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黑陶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白气，香气蹿了半条街，他拿着长柄大马勺，硬把锅里最大的一只鸡腿怼进我碗里，滚烫的肉汤溅在桌沿上。他抹了把嘴上的油：“到了地方，咱还得像在部队一样，实打实干事！”
头几年，他真拼。
为了邻村几亩林地的边界，他带着人翻山越岭，晒得后脖颈蜕皮，卷起的裤腿上还紧紧吸着两只指头粗的山蚂蟥。
那时候我进城看他，他趴在办公桌上写材料，钢笔水染蓝了指甲缝。中午拉着我去食堂，端来两碗素面条，上面卧着俩焦黄的荷包蛋，俩人吃得满头大汗。
变化是从他当上负责人开始的。
一开始，有人提着红纸包的点心匣子找上门，他连拉带拽把人往门外推。后来，推搡的动作没了，大门也就敞着了。
有次我去城里开会，撞见他在国营饭店里。满桌子的盘子碟子，他满脸红光地坐在主位上，桌子中央摆着一盘我没见过的红烧甲鱼。
他冲我招手。我拽住他袖子小声说：“咱退伍出来的，不能占这种便宜。”
他拍着我的肩膀，喷出一口酒气：“你在乡下待久了，不懂这里的规矩。不吃人家的，事办不下去。”
20年过去，路彻底分岔了。
他升了副职，住进了铺着亮面瓷砖的大瓦房，门口天天停着那辆绿吉普。
我还在公社当干事，住的土坯房，外面下大雨，屋里就得摆满铁脸盆接水。
他儿子结婚那天，收礼的红纸堆了半间屋。我兜里捏着二十块钱的份子钱递过去，他媳妇接在手里，嘴角挑起一个客气的笑，眼神却早就飘到了后面的车队上。
同学聚会上，他转着腕子上的进口表，跟旁边的熟人聊着工程招标的门道。我插了一句嘴：“我那土坯房得补漏了，雨季要来了。”
他像没听见一样，端起酒杯转向了另一边。
散场后，月光照着县城平整的柏油路。我踩在上面，没让他派车送，一个人往回走，夜风吹着，总觉得脚底发飘。
后来，他在那个招标工程上跌了重跤。工作交接了，大房子腾退了，人直接回了老家。
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院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叫着。他媳妇从灶房端出两碗素面，上面依旧卧着俩荷包蛋，可味道怎么闻都跟二十年前不一样了。
他低着头，扒拉了一口面：“其实我羡慕你。在乡下待着，心里干净。”
我没接话，眼神落在泥墙上那张发黄的退伍合影上。照片里的我们扣子系得到最上面一颗，眼睛亮得像火把。
同喝一口锅里的汤，20年后却走出两截不同的人生。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掂量手里那点鲜花着锦的排场，还是该守住心里那杆不偏不倚的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