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支持对人民币下手，呼吁展开“广场协议”式谈判，希望中方重蹈日本覆辙！

6月20日，《南华早报》刊发报道称，德国在19日布鲁塞尔欧盟峰会后，公开呼吁欧盟效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与北京展开谈判。默茨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的约16%。


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清楚，德国希望把汇率问题摆上桌面，用类似当年美国对日本施压的方式，来应对眼下的中欧贸易格局。


默茨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主张，背后是德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的阵痛，2026年第一季度，德国制造业萎缩了2.8%。


能源价格在俄乌冲突之后一直居高不下，大量能源密集型企业被迫缩减产能或者干脆把生产线外迁。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在新能源汽车、工业机械、化工等领域的竞争力持续上升，德国传统强项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直接。


当内部问题难以迅速解决的时候，找一个外部因素来解释困境，在政治操作上并不罕见。汇率，恰好成了那个最顺手的目标。


从逻辑上看，默茨的推导链条是：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偏低，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更有优势，导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欧洲本土制造业因此受损。


所以，如果能让人民币像当年日元那样大幅升值，就能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给欧洲制造企业争取喘息空间。这套推理表面上有因果链条，但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中国和当年日本之间最根本的差异。


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日、英、法、西德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一致，协调推动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


日元在协议签署之后一路飙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的水平，几年之内升到了120日元以上。日元的急速升值重创了日本出口，大量制造业被迫向海外转移，资产泡沫在随后的低利率环境中迅速膨胀，最终泡沫破裂，日本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学术界对广场协议与日本“失落的十年”之间的关系有过大量讨论，虽然不能说协议是唯一原因，但它确实是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关键节点。


关键的问题是，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在协议上签字？核心原因是日本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军基地遍布日本本土，外交和防务的自主空间相当有限。


当华盛顿施加足够压力的时候，东京在汇率主权上做出让步，是这种结构性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广场协议不纯粹是一个经济协议，它是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产物。


把视线拉回今天的中国和德国，或者中国和欧盟，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是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国土上没有外国驻军，国防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国有完整的战略威慑体系，也有维护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实力基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由市场供求决定，同时以我为主，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强制干预。


默茨想让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按照别人的节奏走，首先要面对一个现实：今天的中国手里握着的，不是日本当年那张牌。


中欧经济的深度交织也让这种单方面施压的逻辑站不住脚。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德国龙头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尤其明显。


默茨今年2月访华时，随行的商务代表团阵容相当庞大，包括拜耳、大众、西门子等约30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


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其全球营收的相当比例，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长期占到其全球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欧元区真的在汇率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中方的反制必然会直接冲击这些企业的利益，而这些企业恰恰是德国经济的支柱。默茨敢不敢为了汇率这张牌，让大众和西门子在中国市场的利润替他买单，答案其实并不难猜。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默茨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只有大约16%。


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说明德方的评估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意图，而非纯粹的技术判断。多出来的14个百分点，更像是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不是严谨的经济学结论。


欧盟内部对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本来就存在分歧。法国和意大利在对华经贸问题上时不时表现出强硬姿态，而德国因为深度嵌入中国市场，过去往往扮演踩刹车的角色。


现在德国的态度出现转变，和德系车在中国市场份额的缩水有一定关联。当商业利益不再像过去那样丰厚的时候，部分政客的立场就会随之调整。


但这种调整更多是一种情绪化反应，距离形成一个能在欧洲议会通过、并且能承受中方反制后果的具体政策，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广场协议之所以能成为历史，是因为当时的全球经济版图和力量格局支撑了它。今天想把这份四十多年前的旧剧本拿出来重新排演，连舞台和演员都对不上了。


默茨面对的现实是，德国制造业需要结构性改革来应对竞争力挑战，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场不可能复刻的汇率谈判上。把宝押在人民币升值上，救不了德国工厂里的电费账单，也挡不住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趋势。


信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