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 教条主义 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建国之初，解放军急需完成现代化、正规化转型，缺少成熟建军经验的背景下，向苏联学习是中央统一安排，刘伯承主动扛起重担，远赴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一心为部队培养高级指挥人才。

办学数年里，学院大量借鉴苏军教材、作战条例，确实快速补齐了我军现代化理论短板，但也慢慢出现照搬外来经验、忽视红军本土实战打法的教条化问题，军队内部的质疑声越来越多。

1957年，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专程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实地调研，走访后他向中央递交报告，直言学院教条主义问题突出，甚至定下了“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评价。

消息传到刘伯承那里，常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他满心无奈，刘伯承认可要纠正盲目照搬苏联的问题，却不愿六年办学成果被全盘否定。

当年8月，刘伯承主动递交辞呈，辞去学院所有职务回乡养病，本以为退让能平息争议，没想到次年更大规模的批判会议如期召开。

1958年千人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整治军队教条主义，会议前期定调，直指军事院校过度推崇苏军理论，丢掉了我们自己的游击、运动战经验，会场氛围十分凝重。

轮到彭德怀发言，性格刚直的他压不住心中多年的郁结，当众直指刘伯承，说出极具冲击力的一句话：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这句话并非无端指责，背后是土地革命时期血淋淋的教训。

当年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临时中央，照搬苏联阵地战打法，抛弃贴合苏区实情的游击战术，让红军蒙受惨重损失。

彼时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只能执行中央下达的错误作战命令，而彭德怀长期扎根前线，亲眼目睹无数战友白白牺牲，这段伤痛刻在他心底。

面对当众的严厉质问，刘伯承全程沉默，心中满是委屈。当年苏区错误路线的决策权不在他，建国学习苏联也是中央统一部署，可在当时的会议氛围中，根本没有充分辩解的空间。

会后，刘伯承被迫多次书面检讨，身心遭受重创，此后逐渐退出军队一线工作，长期居家休养。

两人的争执本质是建军路线的分歧，初心都是为解放军长远发展，刘伯承一手搭建起我军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培育出大批骨干将领，功绩不容抹杀；彭德怀担忧照搬外国经验脱离实战，想要守住实事求是、立足本土作战的建军根基，出发点同样为国为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正式为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批判的刘伯承、萧克等人平反，明确当年对教条主义的定性严重扩大化，会议中不少过激言论、片面评判都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