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佩服毛泽东的一点是：他永远站在战略层面，而他下面的将领，如黄克诚、粟裕等，都是站在战术层面。战略和战术有时候是相违背的，所以，不了解战略而只了解战术的前线将领，难免会质疑他站在战略角度给出的指令。面对这些质疑，他从来不会有情绪，总是能极其理性地、结合他们站在战术层面的质疑，进行思考。
先来看看黄克诚在东北的那段往事。
抗战刚刚胜利，当时的战略大局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战略目标极其宏大，就是要在苏联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东北的大城市，把这块重工业基地牢牢控制在手里。从战略层面讲，这毫无瑕疵。谁抢占了东北，谁就握住了未来决战的底牌。
就在这个时候，黄克诚率领着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五千多人，从苏北一路急行军赶到了东北。到了地方一看，情况和延安窑洞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黄克诚眼里看到的是极其严峻的战术绝境。当时的新四军战士，穿着南方带来的单衣单裤，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行军，连御寒的棉衣都凑不齐。部队没有稳固的落脚点，老百姓对共产党还不了解，甚至存在敌意。黄克诚敏锐地总结出了当时的“七无”困境：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
在这样的战术现实下，如果按照原定的战略方针，去和全副武装、有飞机大炮掩护的国民党正规军硬抢沈阳、长春这样的大城市，无异于拿鸡蛋去碰石头。
于是，他给中央连续发长电报，言辞极其直白，甚至带着几分刺耳。他明确提出，当前根本不具备独占大城市的条件，建议放弃大城市，把主力部队分散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站在最高指挥枢纽的角度，前线将领公然叫苦、要求改变既定的大政方针，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或者“畏敌如虎”的帽子。更何况当时的谈判桌上，急需东北战场的胜利来增加筹码。
面对黄克诚的质疑，毛泽东没有被前线将领的“泼冷水”激怒，也没有用战略的政治意义去强压战术的客观困难。
不久之后，那份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出炉，中央彻底调整了部署，确立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毛泽东极其冷静地接纳了黄克诚站在战术视角的质疑，才有了后来东北野战军在黑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才有了辽沈战役里摧枯拉朽的百万雄师。
如果说黄克诚的质疑是为了“保本”，那么粟裕的质疑，则是为了“翻盘”。
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有过非常著名的三次“斗胆直陈”。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发生在1948年初。
当时的战略背景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但也承受着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巨大压力，处境极其艰难。为了给大别山解围，毛泽东在战略棋盘上落下一子：要求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强渡长江，跃进江南，把战火烧到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区，以此把围剿大别山的敌军吸引回江南。
这一招叫做“围魏救赵”，战略意图极其高明。
身在华野指挥部的粟裕，拿着这道指令，陷入了长达几十天的苦思冥想。粟裕是首屈一指的战术大师，他在脑海里反复推演这三个纵队过江后的局面。战术推演的结果很不乐观：三个纵队孤军深入江南水乡，面对敌人的重兵合围，后勤补给会被彻底切断，没有根据地依托，重装备带不过去，很可能陷入被动挨打的泥潭。中原地区的国民党主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被调动，过江的战术代价可能远大于战略收益。
粟裕得出了一个和中央指示完全相悖的结论：不要过江，把部队留在长江以北，集中兵力，依托解放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这绝对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建议。为了战局，粟裕还是在1948年1月22日，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子养电”。在电报结尾，他写下了“管见所及，斗胆直陈”八个大字。
两份方案，一份是统帅高瞻远瞩的外线调敌战略，一份是战将立足战场的内线歼敌战术。可谓火星撞地球。
接到这份电报，中央军委并没有立刻驳回，也没有严厉批评粟裕抗命。毛泽东下令让粟裕亲自赶赴河北城南庄，当面汇报。在城南庄的会议室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全部在场。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粟裕在地图前指点江山，听他分析中原战场的兵力对比、后勤运输、地形优劣。粟裕的算盘打得极细，他拿出了具体能吃掉敌人多少个主力旅的战术预案。
听完之后，毛泽东被彻底说服了。他干脆利落地放下了自己原先的战略构想，拍板同意了粟裕的方案。他甚至对粟裕交了底：既然你觉得在江北打好，那就留在江北打，放手去打！
留在江北的华东野战军，随后打出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紧接着，直接演变成了规模空前、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如果当时毛泽东死死咬住“跃进江南”的战略不松口，解放战争的进程必定会改写。
真正的统帅，从不怕将领有不同意见，怕的是将领只知道盲目执行而丧失了对战场的感知。
回望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战略层面的高歌猛进，与战术层面的死磕硬扛，在一封封电报的碰撞中，最终合成了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