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开始，当教员的正确主张不被理解，甚至受到错误批评、排挤时，他都会生一场病。

每次生病，都为他直面中国社会问题赢得时间和空间。

每次生病，他都会去休养。名义上在休养，实则他从未停止调研和考察。

他思考了很多问题，关于中国革命事业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

所以，他的每一次“蛰伏”，都成为他系统反思革命路径、酝酿战略转折的思考期。

而中国革命事业，也在他每一次“再出发”时，再次校准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