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应邀访问以色列，结果在当地商谈合作期间突发事故遇难。
 
 
沈阳市要求以色列方面负责，对方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事情闹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得不从中协调。
 
 
1993年11月24日清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以方一通紧急电话：沈阳市长武迪生和助手张力，在以色列坠机身亡了。
 
 
头天晚上，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还专门为沈阳市政府代表团办过欢迎宴会，武迪生和张力都在场，有说有笑。
 
 
才过几小时，人就没了。
 
 
以方在电话里说，当天天亮前，武迪生和张力坐一家以色列公司的直升机去马萨达山看日出，机上还有该公司总经理、一名导游和驾驶员。
 
 
飞机没飞到地方就摔了，五个人全部遇难。
 
 
代表团住宾馆的负责人接到消息，当场哭出了声。
 
 
原来，沈阳代表团一行五人是应拉马特甘市政府邀请来访问的，日程排得很满，根本没有看日出这项。
 
 
但武迪生跟当地一家公司谈投资合作，有几个关键问题没谈拢，他想接着谈，对方总经理也想趁热打铁。
 
 
可拉马特甘市政府安排的活动太多，实在挤不出时间。
 
 
那位总经理就提议，第二天黎明坐公司直升机去看日出，来回路上一个多小时，正好把剩下的合作细节聊完。
 
 
武迪生觉得机会难得，代表团访问完就回国，错过这次就再没机会了。
 
 
他答应了。
 
 
张力管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次合作跟开发区有关，就跟着去当翻译。
 
 
这个安排是头天晚宴后才临时定下的，武迪生想着看完日出回来不耽误白天活动，所以既没跟市政府通气，也没告知大使馆。
 
 
事发之后，大使馆立刻成立善后小组，一边向国内汇报，一边派人去坠机现场拍照取证，同时约见以色列外交部和拉马特甘市官员，开始交涉善后事宜。
 
 
沈阳这边反应也快，第二天就开了市委常委会议，第三天就组建了由副市长带队的工作组，办护照、签证，赶在11月27日登机飞往以色列。
 
 
工作组到了之后，要处理三件事：遇难者遗体、维护市长在以色列谈成的合作成果、为空难索赔寻求法律途径。
 
 
遗体处理相对顺利。以色列当地法律规定尸体只能土葬，不能火化，但家属希望运回国。工作组按照国际惯例给两具遗体做了防腐处理，准备运回去。
 
 
麻烦的是责任问题。沈阳方面认为市长是在以色列访问期间出的事，以方该负责。
 
 
以色列方面坚决不同意，双方各说各理，僵持不下。
 
 
事情闹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从中协调也没用，最后只能走法律途径打官司索赔。
 
 
经大使馆推荐，两家家属聘了一位叫迪那耳的以色列律师。
 
 
1994年4月，以色列民航管理局出了事故调查报告，列举了可能坠机的各种原因，却没说到底谁该负主要责任。
 
 
律师没辙，想了个办法：去美国起诉直升机制造商贝尔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商爱利森公司，因为美国赔偿金额高。
 
 
可还没动手，1995年2月迪那耳律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案子又卡住了。
 
 
后来沈阳又派人去以色列，重新聘了律师阿龙·梅泽，家属们坚持不在美国打，就在以色列本地起诉。
 
 
双方在律师费上又谈了很久，直到1996年6月才达成一致。
 
 
可索赔时出了个大难题。
 
 
按以色列法律，空难赔偿金额按遇难者生前经济收入算：算出年平均收入，再乘以同性别公民平均寿命减去遇难者年龄的差值。
 
 
比如当时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4.5岁，武迪生58岁，差16.5年，用年收入乘这些年数。
 
 
问题在于，武迪生当市长每年的法定工资只有六千多元人民币，换成美元不到八百块。
 
 
国家分的房、配的车，在以色列法律里都不算个人收入。
 
 
以色列律师们一开始听说接的是中国大城市市长的赔偿案，都挺积极，等看到收入材料全傻了眼，市长收入这么低，赔偿金额少得可怜，律师们态度立马冷淡下来。
 
 
这场空难官司，到头来因为武迪生当市长太清贫，反而拿不到像样的赔偿。
 
 
消息传回沈阳，数万群众在寒风中自发为他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