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看看事后推理怎么运作，只需要观察总统或总理的新闻秘书是如何答记者问的就够了。不论政策多么糟糕，新闻秘书总能找到办法赞美或维护它。然后记者们会挑战其言论，他们会引用政客所说的自相矛盾的话，甚至直接引用新闻秘书前几天所说的话。有时，当新闻秘书在搜寻正确的措辞时，你会听到一个尴尬的停顿，但你绝不会听到这样的话：“嘿，说得好！也许我们是应该反思这项政策。”新闻秘书不能那么说，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制定或修订政策。他们只是被告知政策是什么，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找到证据和论点来向公众说明政策的合理性。新闻秘书及其同道中人（公关团队）一样，在组织与外部世界的边缘找到了一个有趣的位置。一来他们非常贴近真正的决策者，所以他们知晓某些重要的细节；二来他们又不够贴近真正的决策者，所以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全貌。事实上，许多表现极其出色的新闻秘书与总统接触极少。但是，在答记者问时，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不能刻意强调何为基于内部消息的答案，何为有根据的猜测，他们不会说：“我认为本届政府是这么处理的。”他们说的话应具有权威性，他们应该像裂脑人的左脑一样，信誓旦旦地宣称：“我想去拿可乐。”事实上，新闻秘书会不遗余力地利用这种模糊性，希望自己有根据的猜测能被听众当成事实。他们的职责就是给出或真或假的解释，让听众真假难辨。新闻秘书也成了总统与无孔不入、专挖敏感信息、可能极具破坏力的记者之间的一道缓冲带。你还记得我们说过，“有时知情其实是很危险的”吗？新闻秘书可以利用自己的无知，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优势、一种策略，而这正是无所不知的总统所不具备的优势。新闻秘书越不知情，越不可能不小心因为媒体背叛政府。威廉·贝利是电视剧《白宫风云》中的新闻秘书一角。他说：“当我是整个屋子里知道得最少的人时，我的工作表现才最为出色。”这也就是新闻秘书的作用如此危险的原因——即便谈不上道义上的危险，也有阐释学意义上的危险。其作用在于做出虚假解释，而且必须让那些解释滴水不漏，难以察觉，既谈不上真正的撒谎，但又能巧妙地编造出有利于其雇主的事实。新闻秘书和公关团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对于其雇主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组织在其生态系统之中面临混合动机激励机制时做出的一种自然反应。库尔茨班、丹尼特等人提出的观点，是我们的大脑对于同样的激励机制做出的反应，是我们发展出的一种类似于总统的新闻秘书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