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青海湟中县的一场群众大会刚散场，一个穿着破烂蒙古袍的男人冲到县委书记尚志田面前，满脸是泪，嘴里却只蹦出五个生硬的汉字——"大别山！红军！"尚志田一脸懵：眼前这人满口蒙古语，皮肤黝黑粗糙，怎么看都是个草原牧民，怎么突然冒出"红军"两个字？更离谱的是，经过反复沟通才发现，这个人连基本的汉语对话都做不到了。他到底是谁？一个红军副营长，怎么变成了一个连汉语都忘光的蒙古奴隶？这事，得从12年前说起。

1916年，也有说法是1917年，廖永和出生在安徽金寨县关庙乡。家里是佃户，租种地主家几亩薄田，穷到什么程度呢？廖永和人还没牛腿高，就被赶去给地主放牲口了。

但金寨这个地方不一般。后来这里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号称全国第二将军县。十万金寨人参加革命，廖永和就是这十万人里的一个。12岁当儿童团员，14岁正式参加红军。这个给地主放羊的穷孩子，在部队里找到了家。

廖永和打仗不要命。有一回他不顾劝阻，带兵偷袭敌人阵地，虽然夺回了阵地，自己却身受重伤。等他伤好回来，副团长的位子已经有人了。换别人可能就闹情绪了，廖永和二话没说，主动申请降为副营长，继续上前线。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任务是打通河西走廊。但河西是马家军的地盘，马步芳、马步青手握三万正规军外加大量民团，兵力接近西路军的六倍。

这是一场从开头就注定惨烈的仗。

廖永和所在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被扔进了最残酷的倪家营子战役。零下二十几度，战士们穿着单薄棉衣，弹药见底，饿了啃干粮，渴了含雪水。马家军一波接一波地冲，二营硬生生顶了九次进攻。

1937年3月，部队突围撤进祁连山。就在那次急行军中，一颗流弹打穿了廖永和的右腿。他拄着木棍拼命追赶大部队，但高原风雪、伤腿拖累，他越追越远，越追越绝望。

等他再也走不动的时候，二营已经消失在茫茫雪山里。

廖永和掉队了。这一掉，就是整整12年。

在祁连山的一个石洞里，廖永和遇到了同样掉队的14岁小战士何延德。两个人靠啃草根、喝雪水，在石洞里硬撑了46天。

后来一位蒙古族老大娘苏荣嘎发现了他们，让儿子用牲口把腿伤严重的廖永和驮回了家。本以为遇到了好人，没想到老大娘的丈夫是个牧主。他看中了廖永和的劳动力，威胁说：要么留下当奴隶，要么我把你交给马家军。

廖永和没有选择。为了保护年仅14岁的何延德，他让小何先走，自己留了下来。

从此，红军副营长廖永和，变成了草原上一个没有名字的奴隶。

放牧、挤奶、干最重的活，挨最狠的打。日子一天天过去，廖永和渐渐忘掉了汉语，学会了蒙古语，皮肤被高原的紫外线晒成了深褐色。他外表已经和真正的蒙古牧民毫无区别。

五年后，廖永和趁一次部落冲突的混乱逃了出来。他改名"黄永和"，搬到巴音河畔的一间窑洞里，靠给牧民修靴子过活。因为手艺好、价格公道，他在当地站住了脚，还娶了一位叫格能的蒙古族姑娘，有了一个儿子。

这六七年里，他没说过一句汉话，完全以蒙古族的身份生活。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来历。

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默默回忆那些战斗，默念每一个战友的名字。他心里始终攥着一句话：活着回去，找到组织。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

消息传到草原上，廖永和再也坐不住了。他骑着马，跋涉一千多里路赶到湟中县，找到了县委书记尚志田，憋出了那五个字：大别山，红军。

尚志田虽然将信将疑，还是把他介绍到了西宁，去找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

可廖汉生一看：眼前这人穿着蒙古袍，满嘴蒙古语，没有证件，没有证明人，谁信？在那个年代，冒充红军的骗子多了去了。部队没有收留他。

廖永和站在军区门口，一步一回头，眼泪止不住地流。他喃喃自语了一句话：

"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

这句话被身边的人听到了，也刺痛了所有人。第二天，省上领导扎喜旺徐、周仁山派人通知他：去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

12年的风雪、屈辱、等待，终于画上了句号。

1950年3月，经过调查核实，廖永和的身份得到确认，党籍恢复。组织问他还愿不愿意继续干革命，他说愿意。随后被派往德令哈当区长，后来又当了县长、县委书记，在青海的土地上扎根工作了24年。而当年那个14岁的小战士何延德，也在甘肃找到了组织，后来当了副县长。两个人在石洞里分喝一碗骨头汤的交情，成了一辈子的牵挂。

1956年，廖永和回安徽金寨探亲。他提前写了封信，可父亲不信——在老人心里，儿子22年前就牺牲了，这封信一定是儿子的战友在安慰自己。

当廖永和推开那扇斑驳的家门，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扑通跪在地上，哭着说了四个字：爹，我回来了。

从1934年离家参军，到1956年推开家门，22年。从红军副营长到蒙古奴隶再到县委书记，廖永和这辈子的剧本，没有编剧敢这么写。但他硬是用12年的隐忍，把自己从泥里拔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