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他临终前对妻子和孩子说：“杀害小华北的凶手还没有找到。我死不瞑目！如果案子有进展，一定到我坟前来！”

以他当时的身份与条件，想要依托组织力量调查家事十分容易，但他坚决不肯破例。在他看来，公家资源应当用在公务与民生之上，不能因个人家事占用公共力量。他仅凭借记忆写下当年托儿所相关人员的姓名，将这份心事悄悄收好，始终守住做人做事的原则底线。

妻子汪荣华谨记丈夫遗愿，多年默默等候消息。病重之时，她将这张珍藏多年的字条交给长子刘太行，交代清楚前因后果。后来汪荣华离世，特意嘱咐家人，把小华北的名字一同镌刻在夫妻二人的墓碑上，一家人长眠相伴。

此后数十年，刘家后人私下多方打听寻访名单上的人员，有人早已离世，有人迁居失去音讯，少数能够联系上的老人，也因年代久远记不清细节，所有线索慢慢中断。家中晚辈曾提议借助如今的技术重启调查，最终被长辈劝阻。

不少人觉得一定要查到真凶才算圆满，可细细品读便能理解元帅的心境。战乱年代无数先烈舍小家为大家，无数家庭承受别离与伤痛，他清楚家国大局重于个人悲喜，克制住丧女的悲痛，继续扛起肩上的重任。

这份执念本质上是一位父亲深埋心底的牵挂，并非非要一个处置结果。岁月匆匆而过，当年那个期盼战争结束、穿上花裙子游玩的孩子，被家人长久铭记。有些往事受时代条件限制很难还原全貌，长久的思念与铭记，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