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上海闸北宋公园国民党特务正在抢杀陈锡庐同志时的一幕，彼时的陈惕庐已经中枪倒地，但特务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仍然对着陈惕庐的身体进行疯狂的补枪 。
1949年春天，上海滩暗流涌动。由于叛徒出卖或是行踪暴露，陈惕庐和多名“孙盟”同志不幸在上海被捕。进了国民党的监狱，特别是落到那些丧心病狂的保密局特务手里，经历的酷刑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敌人试图从陈惕庐嘴里撬出地下组织的秘密，妄想顺藤摸瓜破坏整个起义计划。敌人彻底失算了。陈惕庐扛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
日子来到了5月11日。距离上海正式解放仅仅剩下16天。当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早就乱成了一锅粥，高官们正在安排最后的逃亡。特务头子们下达了极其残忍的密令：对监狱里的政治犯实行“大清理”。这一天，陈惕庐、朱大同、方志农等数十位同志，被反绑着双手，押上了驶向闸北宋公园的囚车。
当时的宋公园东南角，有一片荒凉的沈家墓地，那是上海解放前夕有名的“杀人场”。一车车的革命志士被拉到这里，有的被枪毙，有的甚至遭遇活埋。附近的老居民回忆起那段日子，依然心有余悸。警车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空气里弥漫着浓烈得散不开的血腥味。
当陈惕庐和其他几位同志被押解下车时，他们的神情却出奇的平静。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用镜头记录下同一天赴死的朱大同——那位同志在走向刑场时，脸上竟然挂着无比从容、灿烂的微笑。陈惕庐同样如此。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没有丝毫的求饶，眼神里充满了对刽子手的蔑视。这种蔑视，深深刺痛了特务们脆弱的神经。
枪声响了。陈惕庐身中数弹，重重地倒在初夏的泥土上。按理说，行刑到这一步就算结束了。令人发指的是，特务们并没有收起枪。他们走上前去，看着倒在血泊中、生命体征正在消逝的陈惕庐，再次扣动了扳机。一枪，两枪，三枪……子弹疯狂地倾泻在这位烈士的遗体上。
这种疯狂的“补枪”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对着一个已经倒下的重伤员乱枪扫射，绝对违背了任何行刑的常规。表面上看，这叫“确保万无一失”，防止犯人没死透。透过这残忍的表象，大家看到的反倒是国民党特务内心深处那种无法掩饰的极度恐慌。
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正在迅速沉没。特务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进上海了，末日就在眼前。他们害怕陈惕庐，哪怕陈惕庐已经倒下。他们害怕这种坚定的信仰，害怕这种视死如归的气节。特务们手中的枪虽然硬，骨头却是软的。他们只能靠这种近乎变态的发泄方式，来掩盖自己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时的战栗。
每一颗射入陈惕庐身体的子弹，都在诉说着反动派倒台前的无能与绝望。他们以为肉体上的毁灭就能消灭革命者的灵魂，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那些开枪的刽子手，平时在上海滩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到了最后关头，展现出的却是一种极其可笑的虚弱。他们端着枪，对着一个不能动弹的躯体猛烈射击。这哪是在执行死刑，这分明是恶鬼在末日狂欢。枪管发烫，弹壳掉落在泥地里，特务们大口喘着粗气，似乎只有借着这股疯劲儿，才能稍微缓解一下对即将被清算的恐惧。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1949年的那些枪声已经很遥远了。当今的网络空间里，偶尔还会出现一些言论，轻描淡写地谈论过去的苦难，甚至用娱乐化的眼光去解构那些为了理想献出生命的前辈。这种现象实在让人心痛。
历史的重量，往往就藏在这些残酷的细节里。如果有时间去上海的闸北公园走一走，看着那里葱葱郁郁的树木，看着广场上跳舞、散步的男女老少，很难想象在这片土地之下，曾经浸透了陈惕庐和几十位革命烈士的鲜血。他们倒在距离新中国成立仅有几个月、距离上海解放仅有十几天的黎明前夕。他们连新社会的第一缕阳光都没有看到，便把自己化作了照亮黑暗的火炬。
上海解放后，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展开，那些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大多受到了应有的严惩。逃往台湾的高官显贵，也终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陈惕庐的名字，和所有在宋公园牺牲的烈士一起，被刻在了丰碑上，被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