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反奉失败，主要是犯了两大错误。
第一个致命失误：政治口号出尔反尔，导致核心部下离心离德。
郭松龄在滦州起兵的时候，打出的旗号非常讲究。他深知张作霖在东北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想要直接喊出造反夺权，肯定难以服众。于是，他极其聪明地举起了一块极具迷惑性的招牌：清君侧，拥立少帅。
当时的口号喊得很响亮：只反老帅张作霖身边以杨宇霆为首的“主战派”，绝对不反少帅张学良。郭松龄公开通电，要尊奉张学良为总司令，自己甘当副手。
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当时好到穿一条裤子，张学良甚至说过“郭茂宸就是我，我就是郭茂宸”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大家拿着枪跟着郭松龄往前冲，心里想的都在为少帅打天下，为了东北不再卷入关内军阀的混战。
可是，权力的欲望一旦被点燃，往往会烧毁理智。当郭军一路高歌猛进，顺利打出山海关之后，郭松龄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是沿途奉军的一触即溃让他膨胀了，也许是他内心的真实野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突然就变了脸。
从山海关开始，那个整天挂在嘴边的“少帅张学良”突然消失了。郭松龄大手一挥，将这支倾注了张学良无数心血的部队，直接改名为“东北国民军”，并且毫不客气地把“总司令”的头衔戴在了自己头上。
这一下，底下的军官全懵了。大家原本跟着你来拥护少帅，怎么走着走着，部队连名字都换了，你郭军长还自己当上大当家了？
军队打仗，讲究个师出有名，名不正就会言不顺。这些讲武堂出来的军官，受过张学良的恩惠，对张家有着极深的感情。郭松龄这种过河拆桥、出尔反尔的行径，直接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将领们开始窃窃私语，士兵们开始迷茫彷徨。大家不知道这仗到底在为谁打，更不愿意把枪口真正对准那个平时对他们恩重如山的少帅。
后来，张学良亲自上前线，派飞机在郭军阵地上空狂撒传单。传单上写着：“老茂宸，你这是造我父亲的反！”张学良甚至在广播里亲自喊话，呼唤那些老部下回来。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成了压垮郭军军心的千钧重担。士兵们一听少帅的声音，一看这传单，再看看总司令宝座上的郭松龄，谁还有心思拼命？到了巨流河决战时，郭军内部甚至出现了成建制倒戈的情况，军心涣散到了极点。郭松龄这一步错棋，硬生生把自己的基本盘给砸了个粉碎。
如果说抛弃张学良是丢了自家的军心，那么郭松龄犯下的第二个大错，则彻底把整个奉系将领逼到了同仇敌忾的死角。这个大错，就是无情枪杀了姜登选。
在当时的奉系军阀里，这绝对是一位响当当的重量级人物。他与郭松龄同属奉系“五虎将”，在军中的人缘和威望，甚至要远超脾气急躁、性格狭隘的郭松龄。
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兵变的时候，姜登选恰好乘车途经滦州车站。听闻郭松龄造反，姜登选仗着自己和郭松龄是旧相识，又同为奉系高级将领，便决定下车去劝一劝。他心里想得很单纯：都是为了东北好，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谈？何必搞得兵戎相见，白白消耗奉军的实力？
结果，姜登选一进滦州城，就被郭松龄直接扣押了。
郭松龄当时自信心爆棚，强硬地要求姜登选加入自己的“反奉”阵营。姜登选性格刚烈，骨子里有着传统的忠义观念，一听郭松龄要造张作霖的反，当场拍案而起，指着郭松龄的鼻子破口大骂，痛斥他背叛长官、谋害盟友、大逆不道。
郭松龄顿时恼羞成怒，他连一点同僚的情面都不顾，直接下达了极其冷血的命令：把姜登选拉出去枪毙！
11月26日，年仅46岁的奉军名将姜登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同僚的枪口之下。
这个消息一传出，彻彻底底寒了无数奉军将士的心。
大家平时在张作霖手下干活，虽然派系林立、互相争斗，多少讲究个江湖道义和同袍之谊。姜登选为人清廉，在军中威望极高，他既没有带兵来打你郭松龄，也没有暗下杀手，仅仅是路过劝说两句，你居然就能下如此狠手？
连姜登选这样的老好人你都能毫不犹豫地杀掉，以后让你郭松龄掌控了东北，大家还有活路吗？
郭松龄的残暴之举，瞬间起到了反作用。原本奉系内部有不少将领对张作霖连年征战颇有微词，对郭松龄的造反抱有观望甚至同情的态度。姜登选一死，这些中间派立刻放弃了幻想，纷纷倒向了张作霖阵营。大家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决不能让郭松龄这个冷血无情的人得势。
奉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在随后的防守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给姜登选报仇，为了自保，奉军将领们在巨流河防线上拼死抵抗，死战不退。那些原本畏首畏尾的部队，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郭松龄企图用杀戮立威，换来的尽是四面楚歌的愤怒。
郭松龄拥有极高的军事指挥才华，带出了当时最彪悍的奉军精锐。可惜，他的政治智慧与军事天赋极不匹配。一场本就缺乏法理基础的兵变，最需要凝聚人心，他偏偏把两头的人心都得罪光了。
抛开张学良自己单干，让他失去了自己部队的底层支持，导致兵无战心，出尔反尔的做派让部下感到深深的欺骗；无情枪杀姜登选，让他失去了奉系同僚的同情与妥协可能，亲手把所有潜在的盟友逼成了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