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彪早年长期在红二军团卫生系统工作，亲身见证1930至1931年邓中夏主持湘鄂西红军工作的全过程，其《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与卫生工作回忆文稿，以基层医护人员独特视角，留下客观详实的一手史料，弥补了高层军事回忆的视角短板。

1930年秋，邓中夏以中央代表身份抵达洪湖，担任红二军团政委、湘鄂西特委书记。此前红军医疗体系零散混乱，伤员随军流转、缺少固定收治场所。邓中夏到任后率先整顿卫生保障，专门召集医护人员开会，统一设立军团总医院与各师医务所，规范伤员登记与转运制度，还调拨一批缴获西药、纱布充实医院物资，这是洪湖苏区首次大规模医疗补给。贺彪作为看护长列席会议，回忆邓中夏虽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却十分体恤医护与伤病战士，讲话条理务实，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

部队渡江南征攻打津市、石门等地时，长途行军导致疟疾、外伤伤员激增。贺彪多次向军部反映缺药、转运困难，邓中夏虽受中央冒险路线指令约束，仍积极协调地方苏维埃征集粮食、草药，组织赤卫队担架队转运重伤员，在前线搭建临时战地医院。转战房县开辟山地根据地期间，邓中夏时常深入后方医院探望伤员，宣讲革命道理，还与贺彪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疟疾，吸纳民间郎中加入红军医疗队伍，并亲笔题写标语“治好伤病战士，就是保存革命力量”，鼓舞医护人员。贺彪特别提到，邓中夏生活朴素，与战士同食粗粮，看望伤员从不搞特殊待遇。

贺彪并未回避历史客观局限。他如实记述，邓中夏机械执行攻打大城市的指示，执意远离洪湖水网苏区上山建根据地，与贺龙等指挥员返回洪湖的主张产生分歧。长途攻坚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根据地一度遭受严重损失，邓中夏事后也主动向基层干部检讨指挥脱离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1931年夏，中央发文撤销邓中夏红三军政委职务，调离前他专门召见贺彪等后勤、卫生干部，反复叮嘱妥善保护医护人员、留存医疗器材，临走时还将自己仅存的奎宁与绷带全部留给医院。

在贺彪的评价中，邓中夏理论功底深厚、作风坦荡正派，是红二军团正规化医疗卫生建设的推动者，只是受时代错误路线束缚留下历史遗憾。需要区分的是，贺彪仅与邓中夏共事至1931年，并未见过其后期在上海、南京狱中斗争的经历，相关狱中史料出自其他战友回忆。这份来自卫生战线的亲历记录，为全面、辩证研究邓中夏在湘鄂西的革命实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