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地下党入狱后被汉奸认出，只好求狱友将他勒死，没想到，将死之时，他却踢倒了尿罐，把特务给惊动了。
1944年的深秋。当时的日军可谓是江河日下，越是到了穷途末路之际，越是疯狂地垂死挣扎。他们几乎竭尽全军之力，对我军华北首脑机关进行了一次突袭。
在冀东杨家铺的一场遭遇战中，由于叛徒出卖，几十名干部被日军重重包围。时任冀东军区联络部长的任远在突围时身负重伤，左右两臂均被子弹击穿，当场昏死过去。日军在打扫战场时，将尚有一丝气息的任远扔上了卡车。
当任远在颠簸的卡车上恢复意识时，他连眼睛都没敢完全睁开。跟敌人拼命从来算不上绝路，真正的绝路，是你被敌人捏在手心里，脑子里还装着几百个战友的命。任远当时主管整个冀东地下联络工作，他的上衣左边口袋里，正揣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接头地点、暗号、联络人名单以及战略部署代码。哪怕被日军撕走一页，整个冀东的地下情报网就会瞬间崩塌，几百名同志将面临灭顶之灾。
他试图掏出本子毁掉，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的双臂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听着旁边日军士兵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任远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他微睁双眼，碰了碰左边同样受伤的战友，用气声将计划和盘托出。
战友心领神会，用仅能活动的右手，极其艰难地摸向任远的左口袋，小心翼翼地抽出那个本子。伴随着卡车巨大的轰鸣声作掩护，战友撕下一页纸，缓缓送到任远嘴边。任远一口咬住，在嘴里用唾液将纸张一点点浸湿，然后连同干涩的纸浆和血水，硬生生咽进肚子里。就这么一页接着一页，直到战友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没了”，任远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才算落了地。
证据毁了，可任远清楚，自己脑子里的记忆还在，考验才刚刚开始。
被押送到丰润县城的监狱后，任远起初咬定自己是“警卫连连长”，反正真连长已经牺牲，死无对证。眼看就要蒙混过关，一个致命的意外发生了。
监狱里溜达过来一个叫张铁安的汉奸。这个人曾经也是地下联络员，叛变后成了日军的走狗。张铁安一眼就认出了任远，虽然因为心虚没敢对视，但他转头就凑到日本军官耳边嘀咕了一番。
任远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彻底暴露了。威逼利诱不成，老虎凳、烙铁等刑具就直接搬了上来。任远被打得口吐鲜血，几度昏厥。
被抬回牢房的那个深夜，任远推醒了身边的狱友李永。李永是一位老实本分的交通员，看着浑身是血的任远，眼泪吧嗒吧嗒直掉。
任远没有废话，压低嗓音，一字一句地下达了命令：“老李，敌人知道我是谁了，明天肯定上大刑。你现在就用这根布腰带勒死我，往死了勒！我怕我扛不住连累大家，必须赶紧动手！”
李永吓得浑身哆嗦，连连摇头，死活下不去手。在任远的逼迫下，李永含泪解下腰带，绕在任远的脖子上，咬紧牙关猛地一拽。
任远的脸瞬间涨成了紫茄子，呼吸被彻底切断，意识开始陷入混沌。他的双腿在濒死之际猛地一蹬，“哐当”一声巨响，牢房角落那个粗瓷尿罐被一脚踢得粉碎。
外面巡逻的特务立刻提着灯冲了进来，李永吓得松开了手，任远瘫倒在地上剧烈地咳嗽。
经历了这次乌龙般的求死未遂，日军看守得更加严密，死已经成了一种奢望。但任远在经过短暂的恢复后，眼中反而没了先前的焦虑。
他开始向看守讨水喝、要药吃，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求生欲。几天后，在一次提审中，任远故意装作虚弱不堪、防线崩溃的样子，大喊着“我招，只要保命就行”。一旁不明真相的老李气得破口大骂他是叛徒，这反而让日军对任远的“屈服”深信不疑。
到了审讯室，任远抛出了一张精心编织、虚实交错的情报网。他给出的人名、地址、联络暗号，时间和地点全都能对得上。日军派人一查，果然有这些地点，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党早已废弃的死信箱和转移完毕的联络站。
在这些毫无价值的“真实情报”里，任远极其巧妙地裹藏了致命的毒药。他暗示日军，那个出卖他的张铁安，以及平时作恶多端的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其实都是“共产党潜伏在皇军内部的卧底”，甚至详细列举了他们“传递情报”的具体时间线。
日军本来就生性多疑，一听这话，对照这几个汉奸平时的行踪，还真挑出了毛病。本着“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日军毫不犹豫地处决了张铁安和张爱仁。
靠着这套天衣无缝的演技，任远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监禁环境。日军渐渐对他放松了警惕，甚至逼迫他登报公开宣布“归顺”。任远一边周旋拖延时间，一边利用放风的机会，重新建立起与狱外地下党组织的微弱联系。
1945年2月，在党组织里应外合的神奇助攻下，任远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狱中的几位同志，从看似密不透风的魔窟中奇迹般越狱。当第二天日军发现时，牢房早已空空如也。
归队后，上级领导听闻他的事迹，忍不住感叹这真是一手绝妙的“金蝉脱壳”。
2019年，这位走过百年风雨的世纪老人在北京安详辞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