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日军特务山田浩二被拖进地窖，坐老虎凳、竹签扎指甲、皮鞭沾盐水鞭背，他爱用的酷刑全部被施于自己身上，对他实施这些刑罚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属下，一个被千夫所指的“大汉奸”。
1939年底，乐陵城来了一个叫山田浩二的日本特务。这人是个典型的“笑面虎”。他懂中国文化，能背《三字经》，平时西装革履，见着中国人还会假惺惺地作揖。可一旦关起门来，他比恶鬼还要毒辣。他在宪兵队后院的审讯室里，摆满了从各地搜罗来的刑具。老虎凳、削尖的细竹签、泡透了盐水的皮鞭。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全成了他用来对付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的“玩具”。
1940年春天，日军大搞治安强化运动，乐陵城里一片腥风血雨。也就是在那个春天，刘书旺的天彻底塌了。他的妻子李淑贞，因为涉嫌给八路军送情报，被山田浩二抓进了宪兵队。整整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硬是没吐露半个字，最终惨死在审讯室里。据说刘书旺收殓遗体的时候，发现妻子的手里还死死攥着一块梅花糕，那是他出门前特意给媳妇买的。
面对至亲的惨死，刘书旺的表现反常得让人害怕。他没有大哭大闹，没有找日本人拼命，反倒变得比以前更加恭顺了。他每天笑脸逢迎，把日军交代的差事办得漂漂亮亮，连山田浩二都夸他是“模范队长”。乐陵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都觉得这个“刘汉奸”已经彻底没救了，连杀妻之仇都能当做没发生。
可世人哪里知道，那个懦弱的刘书旺早就跟着妻子一起死在了那个滴血的春天。活下来的，是一个冷酷的复仇者，更是一个为了民族大义豁出一切的潜伏者。他暗中联系上了八路军冀鲁边区的地下联络员，正式成了一颗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他利用职务之便，一次次把日军的扫荡计划送出城，救下了几十个老百姓的命。
1940年5月。山田浩二因为屡次抓捕扑空，开始怀疑内部走漏了风声，便故意放出假情报来试探。刘书旺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暴露是迟早的事。但他决不允许山田这个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继续苟活。他精心筹划了半个月，假借请客叙旧的名义，带着几个绝对靠得住的本地心腹，在城外的凉亭把山田给控制住了。
他们把山田装上马背，趁着夜色运到了城外八里地的一个废弃地窖里。这个地窖，是刘书旺一锹一锹亲手挖出来的。昏暗的油灯下，摆着的正是山田最熟悉的那些“老朋友”——老虎凳、竹签、皮鞭、一小碗盐水，还有一盆烧得通红的炭火。山田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用来摧残中国人的工具，有一天会原封不动地摆在自己面前。
刘书旺坐在一旁，平静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翻得起毛边的小本子。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两百三十七个名字，全是被山田折磨致死的乐陵同胞。刘书旺没有大声咆哮，他只是就着微弱的灯光，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念。每念一个名字，就在山田身上施加一次相应的酷刑。
削尖的竹签一点点扎进指甲缝，沾满盐水的皮鞭狠狠抽在皮开肉绽的后背上，老虎凳脚下的砖块一块接一块地垫高。山田疼得如同野兽般惨叫，在地窖的石壁上撞出沉闷的回音。他拼命求饶，甚至愿意拿一切来换一条活路。刘书旺连眼皮都没抬，手里稳稳地握着刑具，只冷冷地问了一句：当年那些无辜的百姓求你的时候，你可曾有过半分怜悯？整整一个通宵的清算，山田浩二在尝遍了自己发明的所有酷刑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就叫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事后，刘书旺把现场伪装成游击队袭击的假象，日军宪兵队像无头苍蝇一样查了一个月，最终只能以“失踪”结案。刘书旺依旧穿着那身伪军军装，继续在黑夜里做着提着脑袋的潜伏工作，为抗日武装输送着极其珍贵的情报。
直到八路军对乐陵发起总攻的那个夜晚，战局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城墙高厚，外攻伤亡极大，关键时刻，还是这个背负着无尽骂名的刘书旺站了出来。他趁着夜色，带领亲信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城楼上的日军哨兵，拼尽全力扛开了那根重达两百多斤的城门栓，迎着八路军的大部队冲进了城内。
在随后惨烈的巷战中，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拔除日军的机枪据点，刘书旺脱下了那层伪装多年的黄皮，露出了贴身穿着的八路军灰布军装。他抱着一束手榴弹，从巷子后面的屋顶翻上去，成功炸毁了敌人的火力点。但在猛烈的交火中，他身中数弹，像一片落叶般坠下了房顶。
当连长冲过去抱起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他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把怀里那个被鲜血浸透的本子交了出来。那是两百三十七个名字的血债本，每个名字下面都画上了一个红圈，代表着公道已然讨回。而在本子的最后一页，歪歪扭扭地写着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我没对不起乐陵。”
那一刻，乐陵城光复了，老百姓也终于如梦初醒。曾经朝他吐口水的老先生，跪在他的家门口失声痛哭，连磕了三个响头。这个被千夫所指的男人，用最憋屈的伪装，干出了最血性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