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国民党军中将周庆祥于南京以作战不利为由被枪决处死。蒋介石实际上早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四年前，衡阳保卫战时，周庆祥没有顺蒋介石之意杀身成仁，而是向日军投降，令蒋介石颇为不满。
1944年8月初，衡阳城已经变成了一片真正的废墟。第十军弹尽粮绝，外围的援军在蒋介石微操和各派系的互相观望下，迟迟无法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此时的第十军，能够站起来拿枪的战斗兵员只剩下不到两千人，而躺在废墟里哀嚎的重伤员却高达七千多人。面对日军即将发起的最后总攻，为了保住这七千多名伤兵的性命，方先觉、周庆祥等高级将领经过痛苦的抉择，最终决定放下武器，向日军妥协。
这一低头，在保全了部下性命的同时，彻底激怒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国际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盟友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严重怀疑。蒋介石在后方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场极其悲壮的、全军覆没式的殉国大戏。他需要第十军的所有将领全部战死或者拔枪自戕，以此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顺便向美国人多要点援助。周庆祥等人选择苟活，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对最高统帅权威的巨大挑衅，更让他在国际盟友面前颜面扫地。
几个月后，周庆祥和方先觉等人寻机从日军的看守下逃脱，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大后方重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老百姓把他们当成抗日民族英雄来热烈欢迎，各大报纸也争相报道他们的事迹。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蒋介石就算心里再憋屈，也只能捏着鼻子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甚至还给他们颁发了代表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但这枚勋章背后，掩藏的是蒋介石极度的虚伪和刻骨的仇恨。从那一刻起，周庆祥在蒋介石的死亡名单上，就已经被悄悄打上了一个红叉。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时间来到了1948年，国共两军在山东战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周庆祥被任命为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长，奉命死守山东重镇兖州。大家要知道，当时的山东对国民党来说，早已是一个深陷泥潭的死局。这不仅源于军事上的被动，更在于国民党在地方统治基础的彻底腐烂。
咱们不妨看一看当时山东地方的真实生态。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山东大量收编那些劣迹斑斑的伪军和土匪。比如当年在鲁西北高唐县一带作恶多端的日伪县长李采题之流，这类人早年当土匪，后来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残害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虽然像李采题这样的巨奸大恶后来为了躲避惩处不断改名换姓潜逃，但国民党政权在接收山东时，对类似的地方恶霸和伪军势力往往采取纵容甚至拉拢的态度，试图利用他们来对抗人民武装。这种极其反动且短视的做法，直接导致山东的老百姓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民心丧尽。 在这样一个失去了民众基础，且地方势力各怀鬼胎的环境里打仗，国民党正规军犹如无源之水。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战略大环境下，周庆祥带着东拼西凑的几万杂牌军，被硬生生地按在了兖州这个孤城里。1948年7月，华东野战军对兖州发起猛烈攻势。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城防工事顷刻间土崩瓦解。周庆祥连连向坐镇济南的王耀武以及南京统帅部发报求援，但得到的全是一些空洞的口头承诺。王耀武为了自保，根本不敢调动主力南下解围。
孤立无援之下，兖州城破。周庆祥深知大势已去，为了求生，他换上便装，趁乱化装突围，最终辗转逃回了南京。按照常理，在当时的败局下，丢失阵地逃回来的国民党将领一抓一大把，大部分人通融一下或者被降职处理也就糊弄过去了。但周庆祥显然低估了蒋介石的记仇能力。
对于蒋介石而言，1948年的周庆祥，恰好撞到了枪口上，成为了一个极其完美的政治牺牲品。 既然你当年在衡阳没有替我死，现在你又丢了兖州，新仇旧恨刚好一起清算。周庆祥一到南京，立刻就被宪兵逮捕，随即送交军事法庭。整个审判过程走马观花，根本不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因为判决结果早就由最高层内定了。
其实你仔细琢磨一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其中充满着令人窒息的荒诞感。周庆祥绝非一个完美无缺的军人，他在军事指挥上或许有其局限性，在乱世中也带有一种旧式军人试图明哲保身的圆滑。但是，如果要把国民党在山东战场的全面溃败，把兖州失守的责任，全部扣在这样一个处于战役末端、得不到任何支援的师长头上，显然是极其荒唐的。
周庆祥的死，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冷酷无情与自私自利。那些真正在前线流血拼命的将领，在统帅的眼里，仅仅是维持政治统治和个人面子的消耗品。顺我者，哪怕你是一个只会打败仗的马屁精，也能步步高升；一旦你违背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哪怕你曾经立下天大的战功，只要找到合适的借口，随时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