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人急眼了。金库见了底，连衙门里看门大爷的工钱都赊了仨月。有人一抬眼，瞅见了故宫午门洞里头堆着的那八千个破麻袋。里头装的啥？全是清朝入关到灭亡，内阁大库攒下的老档案，什么皇帝跟大臣咬耳朵的悄悄话、打胜仗的战报、洋人进贡的单子，足足十五万斤。管事的可不管这个，一拍桌子：拉走卖废纸，换钱发饷！西单同懋增纸店的程老板，掏出四千零五十块银元，把这堆“宝贝”全拉回了自家货栈，转头就联系唐山那边的造纸厂，就等着化纸浆造“还魂纸”了。

这事儿传到天津，急坏了一个人——金石学家罗振玉。为啥急？他前些日子在北京琉璃厂闲逛，撞见小贩在卖几份盖着朱红大印的旧文书，上面“洪承畴”三个字瞅着扎眼，这不就是清初那档子事儿的第一手材料吗！他赶紧拉上朋友金梁顺藤摸瓜，查到同懋增纸店。一听程老板要造纸，罗振玉脸都白了，一把抓住人家袖子：“这些纸不能化！您开个价，我全赎。”程老板掰着手指头算运费、算人工，开了个一万二的价，足足是原价的三倍。罗振玉咬牙应下，转身就卖了家里的地，连老婆的嫁妆盒都翻出来凑数。

可还是晚了。就这倒手的几天的工夫，已经有一千多麻袋被人顺手牵羊，或者在转运路上被雨淋烂，甚至直接送进火炉烧了炕。罗振玉把剩下的宝贝拉回家，雇了十几个人在院子里挑挑拣拣，屋里堆得下不去脚，光仓库钱就快压垮了他。撑了三年，实在扛不住了，一跺脚，一万六千块转手给了大藏书家李盛铎。

李盛铎接过这烫手山芋，也没折腾几年。这时候日本人也闻着味儿了，揣着钱就要来打包。北大教授马衡一听，拍着桌子就骂：“这是要刨咱老祖宗的根！”联合一帮学者在报上喊话，硬是把日本人挡在了门外。最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拍了板，说他“要给历史一个交代”。史语所掏了一万八千银元接盘，这时候再清点，十五万斤的档案，只剩了十万斤出头，完整的不到五分之一。

鲁迅后来评了句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这话听着扎心。这批档案后来跟殷墟甲骨、敦煌经卷并称“四大发现”。可这宝贝一路颠沛流离，全靠罗振玉这样砸锅卖铁的傻人，才能留下点底子给后人看。好东西不怕没人识货，就怕拿它不当回事儿的人手里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