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长江边上冷得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接到通知，让他去江边一艘军舰上汇报工作。他赶到的时候，天还没全亮，江风吹得人缩脖子。上了船，他看见毛主席披着件旧棉衣，正站在窗前看安庆城的方向。

工作汇报完了，傅大章准备走，毛主席突然叫住他：“陈独秀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傅大章愣了。那时候“陈独秀”三个字很少人敢提，他是创始人，后来犯了错，被开除了党籍，地方上谁也摸不清该怎么对待他家里的人。

“有个儿子叫陈松年，还在安庆。”傅大章回答。

“做什么的？”

“在城郊砖瓦窑厂干活，搬砖、挑煤，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家里人口多，日子不好过。”

毛主席没说话，手里的烟夹着，好一阵没动。他转过身来，语气很重：“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创建党，是有功劳的。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是烈士。对陈独秀这个家庭，要按烈士家庭对待。”

傅大章记下了。

窑厂里，陈松年正弓着腰搬砖。天不亮就得到，把湿泥坯码好推进窑洞，窑口一开，热浪扑过来能把眉毛燎着。他手上全是裂口，煤灰嵌进肉里，洗都洗不掉。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像六十。没人知道这个浑身黑灰的苦力，是陈独秀的儿子。

陈松年这辈子，苦水是从小泡到大的。三岁那年，家里突然闯进来一帮官兵，喊着要抓陈独秀的儿子。他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翻墙跑了，他太小，翻不过去，慌乱中跌进邻居家一个大澡盆里。邻居大姐一把把他搂住，装作给他洗澡，官兵看了一眼走了。他愣愣地坐在澡盆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十七岁那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杀害。他带着姐姐赶过去，连尸体都不让收，姐弟俩只能跪在黄浦江边烧了几张纸。第二年，二哥陈乔年也牺牲了，临刑前说“让后人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姐姐受不了连失两个哥哥的打击，没多久吐血死了。十八岁的陈松年一个人撑起这个家，母亲、祖母，还有年幼的妹妹，全靠他养活。

父亲陈独秀晚年流落四川，穷到吃红薯藤。蒋介石派人送钱送官，陈独秀一句话顶回去：“我不吃这一套。”陈松年跑去四川照顾父亲，有一次探监忍不住掉泪，父亲瞪着他吼：“哭什么？男子汉流血不流泪！”1942年陈独秀去世，临走跟儿子说了四个字：落叶归根。

陈松年把棺材暂厝在江津，攒了五年钱，1947年雇了一条木排，把棺材沿江运回安庆。那时候国民党查得紧，他不敢写父亲真名，棺材上只刻“陈乾生”，那是父亲年轻时考秀才用的名字。落葬那天，墓碑上也不敢刻“陈独秀”，只刻了“先考仲甫公之墓”。此后几十年，每年清明他一个人偷偷去上坟，连孩子都不敢带。

解放后，他学问不差，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找不到正经工作。四个孩子要吃要穿，没办法，他去了砖瓦窑厂，一天搬上千块砖，手磨出血泡，泡烂了结成痂，痂掉了又磨出新泡。最困难的时候，他把北京那处老宅子卖了，那是父亲当年办《新青年》的地方，卖的钱撑了几年，还是花光了。

毛主席的批示传下来，统战部每月给他家三十块钱补助，还让他去了文史馆工作。三十块钱在那时候顶事，比他在窑厂搬一个月砖挣得还多。工作人员把补助单送到他手上，陈松年站在屋子当中，眼圈红着，没伸手接，先对着墙上毛主席的画像摘下帽子，鞠了三个躬。旁边人说你快收着吧，他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半天才挤出一句：“这不是钱的事，这是党对我父亲和两个哥哥做出的历史交代。”

补助每月按时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整整三十七年。

晚年他终于能堂堂正正带着儿女重修父亲墓地。新墓碑上刻了“陈独秀”三个大字，再也不用化名了。如今安庆独秀园里，墓碑前常有鲜花。陈松年四个孩子都出息了，有当教授的，有当高工的，小女儿在文物局退休后办了陈独秀生平陈列馆。

1990年陈松年走了，按他生前说的，葬在父亲旁边。他这辈子没有父亲的才华，没有哥哥们的壮烈，就做了一件事：把这家人的血脉守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