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的提拔命令已经发出去了，陈明仁却让人把它压回来。

1949年夏，长沙起义前夕，程潜考虑到陈扬钊当过排长、副连长，又是金陵大学毕业，便决定让他在湖南绥靖公署警卫团直接担任营长。程潜亲笔写信给警卫团长安排，命令写得明明白白。但陈明仁知道这件事后，态度非常坚决：扬钊过去当副连长，现在最多只能升连长，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越级提拔为营长。最终，陈扬钊只当了连长。

这件事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反常得有些刺眼。那是1949年，国民党军队内部人心浮动，上下都在为自己谋后路。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连儿子升一级职务这点小事都不肯通融，实在不像那个年代的常规操作。

陈明仁对儿子的管束，远不止这一次。

陈扬钊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九期。1942年，他从贵阳花溪高中毕业，报考黄埔军校。当时从贵阳考进军校的有一百多人，军校要求全程步行到成都，不准搭车，谁坐了车就马上开除。陈扬钊背着十几斤重的米和衣物，与同伴一起翻山越岭，每天走约三十公里，整整走了四十五天才到成都。还没进黄埔的门，就先领教了什么叫军校规矩。

1945年4月，陈扬钊从黄埔军校第十九期第一总队步兵科毕业，随即在父亲陈明仁麾下的第七十一军当了一名见习排长。没有安排文职，没有留在军部，从最基层的排长做起。

当年抗战胜利后，第七十一军奉命由贵州东调到江苏镇江、无锡一带驻防。陈扬钊当时结婚不久，想和爱人一起坐小车随部队移防，连师长都出面替他说情。陈明仁的回答很干脆：不能因为我是军长，儿子就可以搞特殊。他对陈扬钊说，一定要吃苦耐劳，决不能脱离战士，搞半点特殊，否则不配当他的儿子。陈扬钊最后和士兵一道步行，跋山涉水走了一个多月到武汉，再坐轮船到镇江。

日常的管束同样严格。陈明仁规定儿子不准离开部队，要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不准抽烟、喝酒、打牌赌钱。当时军部和家属住在昆山，陈扬钊所在的部队驻防上海，两地相距只有三四十华里。每次陈扬钊来昆山探亲，陈明仁都叫他限期归队，从不多留。

1946年，陈扬钊随部队坐美国运输舰到东北，打过两次仗。他看到国共两军相互厮杀，内心非常抵触，一个月后请辞，到南京金陵大学读书。1949年南京解放时，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回到长沙。这才有了程潜准备提拔他当营长、被陈明仁压回去的那一幕。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在长沙宣布起义。起义前，陈明仁让陈扬钊保护全家老小转移到湘西。起义后，陈扬钊在湘西辗转隐蔽，改名换姓，期间说服了不少国民党官兵加入起义行列，后来几经周折与父亲会合。

此后，陈扬钊参加了广西剿匪，立功入党，随后转业分配到北京，先后在国务院人事局和全国政协政法组秘书处任职。1954年，他调往广东，先后在广东省政协、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参事室任职。1980年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86年2月升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1989年起担任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2002年离休。

多年后，陈扬钊回忆父亲时说：父亲对我一贯要求严格，使我从小受到艰苦的磨炼，我能成为一名革命干部，为四化建设出力，是与父亲的严要求、勤教育分不开的。

这句话说得朴实，但背后的分量不轻。陈明仁在1949年那个节骨眼上，面对程潜已经发出的提拔命令，选择把儿子压回连长的位置。他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越级提拔。这个逻辑放在任何时代都不复杂，难的是真的照着做。

陈扬钊后来走的路，是从连长到参事室副主任，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没有营长那一级的跨越，但也没有因为父亲的名头走捷径。陈明仁1974年去世，陈扬钊在广东一直工作到2002年才离休。父子两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在战场上打出来，一个在规矩里磨出来，走的是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