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兰州大学物理系的教师宿舍里，38岁的马中骐捏着一张报纸，手微微发抖。报纸上那行“恢复研究生招生”的黑体字，他看了又看，可目光落到“年龄不超过35岁”那一栏时，心里像被浇了盆冷水。

那一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爬起来给远在北京的恩师胡宁写了封信，字迹潦草，但句句透着不甘。

胡宁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理论物理界的大拿。收到信后没犹豫，立刻联合了十几位学部委员联名上书，直言“64、65级那批研究生底子好，断了太可惜”。这份上书起了作用，招生政策很快调整，马中骐的名字终于挤进了报名表。

1978年，他再次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成了胡宁门下的“大师兄”——同学们都这么叫他，因为他年纪最大，经历也最曲折。

1980年，国家正式建立学位制度，开始试点培养博士。导师胡宁头一个替他报了名，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四个月。接到通知那天，马中骐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出十多年前的笔记，密密麻麻的公式边上还留着当年的批注。他选了磁单极研究做课题，这是理论物理前沿，数学难度极高，好在有数学家谷超豪从旁指点，硬是在截止日期前赶出了论文。

1982年2月6日，答辩会开始了。答辩委员会名单一亮出来，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委员包括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全是学部委员级别的泰斗。

马中骐走进考场时反倒不紧张了。他后来跟人回忆，自己当过老师，知道怎么把复杂的东西讲明白。他把答辩当成一堂课，从黑板左边写到右边，条理清楚，不到一个小时就讲完了。几位老先生轮番提问，他对答如流。最后彭桓武第一个站起来拍手，巴掌拍得脆响，会议室里跟着哗啦啦一片，全票通过。

答辩通过后，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被定为“10001”，由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钱三强亲自签发。钱三强签字那天，特意把钢笔拧开又拧紧，对身旁的秘书说了句：“这是咱们新中国头一份，得写端正了。”

1983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授予仪式，首批一共18位博士。马中骐作为一号代表上台发言，他后来坦白说，那天紧张得光顾着背稿子，底下坐了哪些领导都没看清。

拿到学位后，他留所工作，1984年受杨振宁邀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杨振宁看过他的论文，评价“这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可这位“第一号博士”始终低调，多次跟朋友讲：“我不过是答辩排在了第一个，不代表比别人强，是时代给了我机会。”

2018年，78岁的马中骐做出一个决定——把那张编号10001的证书，连同当年人民大会堂的请柬、钱三强组织座谈会的入场券，一股脑儿捐给了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双手接过去，说了句“马老师，这东西太重了”。他摩挲着封皮说：“我年纪大了，将来走了就成了废纸，搁在国博才算找对了地方。”有人说这张证书值钱，可马中骐心里清楚，值钱的是那段想读书却差点读不成的日子。

2024年5月28日，马中骐在南京病逝，享年85岁。消息传开，网上有人留言“老一辈知识分子真是拼出来的”，也有人说“那张证书看着厚实，其实扛着整个时代的重量”。

如今那张证书就躺在国博的玻璃柜里，阳光照上去，钱三强的签名还是黑的，边角微微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