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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一天,金庸感到异常疲惫,决定去他常去的酒吧喝酒放松一下,在结账时,他

1976年的一天,金庸感到异常疲惫,决定去他常去的酒吧喝酒放松一下,在结账时,他顺手给了女服务员10元小费,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竟然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一年,金庸正处于人生中最艰难的阶段。长子查传侠骤然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压得金庸几乎喘不过气。

与第二任妻子朱玫之间的婚姻也早已名存实亡,两人见面不是争吵就是沉默。明报的日常运营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

1976年5月,金庸走进了香港跑马地一家西餐厅,不为别的,只想找个地方坐坐,缓缓神。

结账时,金庸随手把10元港币压在咖啡盘底。这在当时的香港不是小数目,差不多是一名餐厅服务员两天的工资。

那个叫林乐怡的16岁女孩没有装作没看见,反而冒着夜雨追出后巷,把那张皱巴巴的钞票塞还给金庸。林乐怡说,自己是金庸的书迷,知道写稿的人赚钱不容易,这钱无论如何不能收。

金庸愣了好一会儿。金庸办过报纸,经历过不少风浪,人情冷暖见得多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说出这么一句直来直去的话,反倒让金庸心里猛地一颤。

从那之后,金庸开始频繁光顾这家西餐厅。金庸后来慢慢了解到,林乐怡家境普通,本是读书的好苗子,却因家里的缘故被迫出来打工。

金庸托明报同事出面,以"预付工资"的名义替林乐怡联系了学校,资助林乐怡重返课堂。

重回学校的林乐怡开始给金庸写信,谈傲慢与偏见,也谈武侠小说里各路人物的命运,见解认真,不是客套话。

金庸在百忙中一封一封回,两人往来慢慢多了起来。1977年,金庸动身赴英国深造,临行前两人在西餐厅坐到打烊才散。

在大英博物馆翻阅敦煌文献的那些日夜,林乐怡的来信始终放在金庸案头。信里写的都是些日常,学校新课本难不难、餐厅换了厨师老把牛排做糊,字迹也从歪扭渐渐变得工整。

1978年,金庸飞回香港,在机场大厅里,一眼就看到了穿着米白色大衣、踮脚朝出口张望的林乐怡。金庸后来向挚友说,看到那一幕,在原地停了好几秒,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当年那随手递出的10元小费,谁能想到竟是一把开启金庸后半生幸福之门的钥匙?命运的伏笔,往往就埋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善意里。

金庸这一生,远不止是一个武侠作家。1985年,金庸以本名查良镛被正式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担任政治体制小组的港方负责人。

起草工作历时数年,金庸与同为委员的查济民共同提出了"双查方案",方案立足香港实际,主张稳步推进政制发展,力求香港平稳过渡。这段历史在基本法起草文献及相关官方报道中均有记载。

1999年,金庸接受浙江大学邀请,出任人文学院首任院长。金庸祖籍浙江海宁,对故乡始终牵挂,这次赴任不取分文报酬,还自掏腰包设立奖学金资助学生,频繁往返香港与杭州之间,亲自开讲座、招收历史系博士生。

也是从这一年起,金庸开始对全套武侠作品进行第三次系统修订,历时七年,逐字打磨,查阅了大量正史文献,补充了中国古代诗词、佛道文化、中医等方面的内容,修订版后由广州出版社等内地出版社出版。

2007年,金庸因年事已高辞去院长一职,浙大授予金庸"名誉院长"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