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3大方法论：矛盾论、实践论和关系论
毛泽东有三个重要的方法论：矛盾论、实践论和关系论。这三个方法论，让毛泽东思想成了一套可以成事的宏观方法论。
第一个方法论是《矛盾论》中提出来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同时他还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我们可以把“主要矛盾”理解为一个组织在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抓主要矛盾。有这个方法，就能找到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能集中资源去做这件事情，并取得成果。
他指挥的三大战役就是这个方法论的最辉煌的例证。他用100万军队与蒋介石的400万军队作战，原来计划用五年，一年后更改为用三年可以取得胜利。事实证明他说到做到了。这与他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论分不开。偌大一个中国，战役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经过分析，要从东北开始。第二仗在哪里？在淮北。
因为他知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在哪里，所以，他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主动放弃延安。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般人可能会死守延安。如果是那样，重兵可能调往延安，在所谓的延安保卫战中损兵折将，那就没有后来东北和淮北的事情了，也可能就没有那次战争的全面胜利了。
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例子还很多。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力羸弱，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面发展军备，应该是资源受限。毛主席做决策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搞出来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俗称两弹一星），一下子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个方法论《实践论》中提出来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要在做的过程中去认识事物，去升华思想，不能坐而论道。认识运动永无止境。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他还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论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如在皖南事变的前夕，毛主席还认为蒋介石不会对新四军发动攻击，所以在策略上并没有做反击的准备。直到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毛主席才认识到原来的想法是错的，再根据新的认识去调整策略。
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也是如此。新中国要发展，要大干快上，于是在工业上投入主要的资源。很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后来发现工业发展太快，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也导致其他失衡情况的发生。
毛主席也认为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有错误的。他在所谓的七千人大会上做的发言，承认了他的一些认识错误，并调整了政策。这种通过实践来理解真理，知错就改的方法论，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并一点点累积家底，成就伟业。做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马斯克的每一次火箭发射，都是一个用实践来认识世界的过程。想得差不多就开始动手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改进问题。当然任何实验性的行动都要注意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第三个方法论《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来的。
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这些关系的核心意思有两个，一个是万事万物都要讲平衡，第二个是只有处理好了这些关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性。
毛主席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当时他看到了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现象。比方说，不能光是强调要发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要注重给人利益。他的“马儿论”就说得很清楚，不光要马儿跑，还要注意让马儿吃得饱，吃得好。
这些不平衡现象长期积淀，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甚至导致系统的崩盘。因此必须尽快想清楚这些涉及到系统运转得以维持下去的重大关系。后来他对一些不平衡的关系做了调整。尽管这些调整有起伏，如建设与百姓生活的关系，但是，平衡论成了毛主席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不容置疑的。靠这种关系方法论，新中国发展到了今天。
我认为，在新中国建设中，最重要的关系论运用的例子是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面。建国初期，主要靠计划解决一切问题。1980年代之后，开始注重引进市场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国家形成了用计划和市场解决问题的平衡机制。从今天的结果看，计划体制大概只提供了七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而市场机制却提供了另外的七分之六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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