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绍兴老家，去了南京，考进江南水师学堂。那时家里败落，父亲早逝，祖父因科场案下狱。去南京一来供不起学费，二来水师学堂免学费还发津贴。他有个远房叔祖周庆蕃在那当监督，能进去多少沾了这层关系。

进学堂第一件事，周庆蕃给他改名叫“周树人”。因水师学堂被人看不起，读书人不好意思拿真名注册。周庆蕃根据《管子》“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取名，盼他好好做人。但鲁迅在水师学堂只待了几个月，受不了乌烟瘴气的风气，愤而退学，转头考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天演论》等新书，开始探索新人生。

1901年，二弟周作人也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叔祖同样给他改名，根据《诗经》“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把原名“周櫆寿”改为“周作人”。周作人学的是“管轮班”（轮机专业），因科目用英文授课，为他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三弟周建人没去南京，留在绍兴照顾母亲，后来也跟着哥哥把原名“周松寿”改为“周建人”。三兄弟樟寿、櫆寿、松寿，本都是“寿”字辈，后来分别改成树人、作人、建人，都带“人”字。仿佛冥冥中有安排，三人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

在鲁迅东渡日本前一年，二弟也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兄弟俩虽不在一个班，但同在一城。大哥对二弟没少照顾，两人在南京经常下馆子吃饭、逛名胜古迹。

1902年，鲁迅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每月拿33日元官费（当时日本人平均工资才10块），他大半寄回绍兴养家，一部分寄给周作人。

1906年，母亲鲁瑞以“病危”为由把鲁迅从日本骗回国。等鲁迅赶回绍兴，才发现家里张灯结彩办喜事。新娘朱安是母亲千挑万选的旧式妇女，没读过书，裹着小脚。因缠足限制发育，她个子不到1米50，又瘦又小，带几分病容。母亲没恶意，只觉姑娘本分，能传宗接代；朱安也老实本分。错不在人，只在那个时代。两人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新婚之夜鲁迅连盖头都没掀，独坐看书。婚后仅三天，连房都没圆，鲁迅就匆匆带着二弟跑回日本。从此朱安成了有名无实的媳妇，空守一生。

1908年，鲁迅从仙台退学回东京，跟周作人、许寿裳合租“伍舍”。这房子之前住的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被称为“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他的头像印在1000日元纸币上，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文学泰斗。如今被几个中国青年租下，院子里种着牵牛花，白天翻译写文章，晚上种花浇水。周作人就是在这时认识了房东家的女佣羽太信子，两人看对眼结了婚。

1909年，鲁迅本想去德国深造，但周作人要结婚花钱多。鲁迅算自己挣的钱不够，只好放弃留学回国挣钱。他在绍兴教书月薪三十多块，周作人夫妇在日本月花销六十多块，全靠鲁迅寄。钱不够就卖地，绍兴老家田产能卖的全卖了。后来撑不住，鲁迅亲自跑到日本把这两口子“押”回国。

1919年，鲁迅掏空家底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了一套大四合院。他把最好的后院九间房让给弟弟，还按日本风格装修照顾羽太信子习惯，自己住中间一排朝北的房子。买房钱全是他出，契约却写周作人的名字。他想法很简单：一大家子住一起才是家。

可没多久日子就变了味。羽太信子当家，雇六七个佣人，看病只认日本医生，日用品全买日货，连喂鸭子都花高价买泥鳅。鲁迅在教育部拿三百大洋薪水，硬被拖得四处借钱，夜里写稿连买烟钱都掏不出。周作人永远躲在书斋里，对妻子花销不闻不问，对大哥窘迫也看不见。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写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分灶了。7月26日收拾书箱，8月2日搬去砖塔胡同。八道湾住了三年零八个月，他净身出户只带走书。搬出那天带着朱安走，母亲鲁瑞起初没跟着，留在了八道湾。

后来鲁迅看中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旧宅，自己画图纸花一千多大洋翻修，还在北房后搭了间不到八平米的小屋“老虎尾巴”当书房。房子收拾好才把母亲接去同住。老太太心里苦，两个儿子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老大掏空自己，老二是最疼的小儿子，如今闹到老死不相往来，她夹在中间只能把话全咽进肚子里，难受一辈子。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刚进西厢房，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冲出来又骂又打，周作人抓起狮形铜香炉朝他头上砸，被拦住。鲁迅没还手，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继续检书搬走。从此兄弟俩再没说过一句话。

那套全款买的八道湾大宅，房产证写周作人名字，他一分没要。后来他取笔名“宴之敖”，“宴”是家里的“家”，“敖”是被放逐，意思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人。

1936年鲁迅去世，消息传到北京，鲁瑞听完没当场哭，等送信人走了才关起门嚎啕大哭。她天天翻报纸看所有关于鲁迅的报道，看完说：“我儿子不冤，我儿子值了。”

1943年鲁瑞去世，享年83岁。朱安一直陪她到最后。老太太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的两个儿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