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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看刘伯承。

刘伯承早年出身旧军队，还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过正规军事理论。这样的背景，让他在回国后，一开始对毛泽东提倡的那一套“农村包围城市”“广泛发动游击战”的理论并不完全认同。在他看来，这种打法太“野路子”，不符合自己在苏联学到的正规战原则。

1932年的宁都会议，就是一个分水岭。那次会议上，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批判，认为应该更多采用正规战、阵地战。刘伯承在这次会议上，是站在批评毛的一边的。他当时也认为，毛那一套适合小股红军初期生存，但在红军规模逐渐扩大后，还坚持游击战，就“过时了”。


宁都会议之后，毛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事实狠狠打了那套“教条化正规战”的脸。刘伯承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反思当初对毛泽东的批评。

到了遵义会议，大家几乎是带着“血的教训”坐下来重新讨论谁该掌握军事指挥权。刘伯承这时候选择支持毛泽东，是有一个清晰的思想转变过程的。他后来回忆说：“我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这段话看似谦虚，背后是他承认：自己当年在宁都会议上的判断是错的，是实践教会他必须服从毛的战略眼光。

从这条线看，刘伯承和聂荣臻、叶剑英其实有点相像：他们都有系统军事教育背景，对“传统军事科学”很熟；在早期，对毛那些看起来“不合常规”的想法存疑甚至反对；但在长期战争中，他们见证了那套“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一次次奏效，最后不仅转而支持，而且成了毛最得力的军事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