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上海法租界一家理发店里，一个年轻军官被几个彪形大汉堵在了后屋。起因荒唐得很：修指甲的时候，他顺手掐了女工一把脸蛋。店家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五百大洋，一分不能少，人也别想走。这位军官没急没恼，慢悠悠说了句"让我打个电话"。一个电话之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满车荷枪实弹。店老板当场就软了腿。
 
被堵在后屋里的人叫唐生明。这名字放到今天没几个人认识，搁在当年的上海滩，稍微有点门路的人听见都得掂量掂量。他是湖南军阀唐生智的亲弟弟，打小在哥哥的部队里混，十几岁就挂上了军衔，二十出头在南京军界已经有了一号。不过唐生明跟他哥完全不是一路人。唐生智好歹是正经带兵打仗的北伐名将，弟弟却是个标准的纨绔胚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在南京上海两地的风月场所进出如同回自己家。圈子里的人给他一个评价：胆子大，脾气横，手面阔，脑子倒也不笨。
 
他那年不过二十来岁，兜里永远不缺钱，身边永远跟着一帮狐朋狗友。到上海来本就是消遣的，法租界的理发店、舞厅、赌场是他日常的活动半径。那天进理发店，纯粹是临时起意，剪头发顺便做个手部护理。修甲的女工年轻漂亮，唐生明这种人看见年轻姑娘，手脚上的毛病是改不了的，随手就往人家脸上掐了一把。搁在平时，这种事在风月场所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顶多赏几个小费就翻篇了。可这家理发店显然不是善茬。
 
女工一声尖叫，后厨里立刻冲出来几个壮汉。不由分说，先把门一锁，再把唐生明从椅子上拽起来。店老板不慌不忙地踱出来，嘴里说的是"调戏我们店里的姑娘"，开出的价码是五百大洋。1934年的五百大洋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钱大约四五十块，五百大洋够在上海郊区买一块不小的地了。很明显，这帮人认定了面前这位穿着考究的年轻人是条大鱼，宰一刀就够吃半年。
 
唐生明要是一般的有钱少爷，这事儿大概率就掏钱了事。可他偏偏是个在军营里泡大的主，见过枪见过血，几个理发店的打手还真没把他吓住。据沈醉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到，唐生明当时表现得极其配合，既不吵也不闹，就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给朋友打个电话，让朋友把钱送过来。
 
店老板一听，觉得合情合理，哪有出门随身带五百现大洋的？便把唐生明押到后面办公室的电话前。唐生明拿起话筒，拨出去的号码接到了一个让这家店老板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
 
电话那头接听的人叫沈醉。这一年沈醉不过二十岁出头，已经在军统（当时还叫复兴社特务处）里崭露头角，手底下管着一帮特工人员，在上海法租界里多少有些能量。沈醉跟唐生明关系不一般，两人年龄相仿，都是湖南人，又都在军统系统周围活动，私交颇深。唐生明在电话里简单说了两句：被人扣了，在某某路某某号理发店，赶紧来。
 
沈醉的反应极快。据他后来自己的回忆录记述，他当时也没带太多人，但叫上了几个得力手下，直接从租界巡捕房那边调了警车。法租界虽说是外国人的地盘，可军统在里头经营多年，跟巡捕房上上下下都有打过招呼的关系。叫辆警车办点事，不算什么难题。
 
几辆车开到理发店门口的时候，据说店老板正在后屋里跟唐生明"谈价钱"。外头警笛一响，门一推开进来的是穿制服的巡捕和几个便衣，为首的沈醉二话不说，先亮了身份。具体亮的是什么证件，各种回忆说法不完全一致，但效果是一样的：店老板一看这阵仗，立刻明白自己踢到了铁板上。
 
有意思的是后面的处理方式。沈醉并没有对这家店大打出手或当场抓人，那样反而容易在法租界地面上闹出外交纠纷。他只是冷冷地表明了唐生明的背景和自己的来头，言下之意很明确：这个人不是你们能碰的。店老板不仅当场放人，还连声道歉。至于那五百大洋，自然一个子儿都不用掏。
 
唐生明走出理发店的时候，据说还回头跟那个女工笑了笑。这个细节出自沈醉的回忆文字，至于是真是假，读者自行判断。
 
这件事本身不大，放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滩，类似的"仗势欺人"和"见人下菜碟"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理发店敲竹杠靠的是看人下菜，碰上没背景的阔少便狠狠宰一刀；唐生明脱身靠的也是背景和关系网，一个电话就能调来警车。而沈醉的角色，则活脱脱是当年军统在上海的一个缩影：年纪轻轻，手里握着不大不小的权力，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如鱼得水，办的尽是这类不上台面却需要能量的"小事"。
 
后来唐生明的人生轨迹走向了更深的水域。抗战期间，他受命以"投敌"为掩护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在南京做了好几年的地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和汪精卫集团之间。这段经历比理发店里的闹剧要惊险得多，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至于沈醉，此后在军统体系里一路攀升，最终成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1949年在昆明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关押改造多年，晚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写下大量回忆文章，许多军统内部的旧闻轶事才因此浮出水面。理发店这一段，便出自他的笔下。
 
信息出处：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等系列回忆文章，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