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革命科研路线”，核心是边缘化科学家

邹承鲁曾回忆说：……我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只有大约1/3的时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而且，能工作的时间也是不连续的。你刚开始做一个工作，又搞了一个运动，工作又得都停下来，后来又只得重新开始。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本文内容摘录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反思》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领导各科学技术单位的大部分人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外行，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更正确，敢于对不懂的科学技术工作指手画脚。在1958年中央强调党对科学技术的绝对领导后，这些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更是一竿子插到底，罔顾科学规律，大搞所谓科技大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导致极大的浪费和破坏。中央制定过一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但是，政治运动和一些错误政策又压制前一类政策发挥其效能。

在所有错误科技路线、方针、政策中，影响最坏的是“大跃进”期间颁布的“我国科学工作的道路”以及“文革”初期得到阐述的“毛主席的革命科研路线”。其核心是边缘化专家，直接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土洋”并举，“海阔天空的想，势如破竹的干”，大搞所谓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全党全民办科学”，把执行主体换成科学素养不够的普通群众。在大轰大嗡气氛之中，这些“研究”很快就变成不顾或不知道客观规律的空想、妄想、胡干、蛮干。

例如，在大炼钢铁浪潮中，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提出用土法炼铝，全国有200多个单位前来学习并纷纷推广。但事实上那个方法根本就行不通，早在50多年前就已从科学上证明了那一点。邹元燨等专家知道那个常识，他们也私下向相关管理者说明过情况，但他们已被边缘化，他们的意见没人听。（摘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

“大炼钢铁”本身也是不顾客观规律的蛮干。不说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矿对生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只论发动群众所建立起来的那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就非常不科学，在那样非常简陋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炼出合格的钢来。（摘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还如1960年推广的“超声波”技术。发动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推广，从养猪、建澡堂到合成胰岛素，什么领域都要求实现“超声波化”。没有那么多的超声波设备，就用土办法来搞超声波。轰轰烈烈搞了几个月，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只能不了了之。（摘自熊卫民《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

科技体制强调党的领导、中央集权。这种体制效率很高，做出规划和决策之后，能够迅速建立机构、购买设备、组织人员集中力量向某个方向进军。如果决策正确，领导尊重和信任科学家，给科学家一定自由，放手让他们去主持，也能干出一些成绩，譬如“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可问题是，没有经过专家论证、民主决策，很容易有考虑不周之处。而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出于无知或私心，各级领导很难完全杜绝瞎指挥或打击报复现象，因而未必能让科技工作者心情愉快。在不能满足其独立、自由、自主的要求，不能给予承认、尊严和成就感的环境中，他们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毛泽东时代，中国确实集中力量完成了一些目标明确、基本手段具备的工程性科研工作，但也应当注意到，更多花了巨量资金的大协作项目、攻关项目是失败或没有显著成果的。而陈景润、邹承鲁等人获得国际赞誉的理论研究，是热爱科学的人士在设法获得一定自由空间后私下探索的结果。二战后出国留学的人，很多曾追随诺贝尔奖得主在国际一流实验室学习，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做出国际一流或接近国际一流的工作。回国之后，这些接近国际一流的人才被集中起来办大事，在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情况下，却并未做出多少国际一流成果。历史上的浪花沙特1比1乌拉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