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深冬，浙江黄岩宁溪村。

五岁的盼盼从邻居王金英家跑出来，一头扎进自家奶奶李朝红怀里。

“奶奶！楼上那个阿婆会写字！”

李朝红愣了。她六十多了，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从没听说王金英家楼上住着什么阿婆。再说了，农村老太太十个有九个不识字，哪个阿婆会写字？

她蹲下来问盼盼：“你亲眼看见的？”

盼盼使劲点头，说她上楼去玩，那个阿婆正低着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看见她，吓得把本子藏到身后去了。

李朝红没再问。第二天一早，她找了村里的民兵营长。

营长半信半疑：“都解放二十九年了，哪还有这种事？”

李朝红没跟他争。她开始自己留心。

王金英家那几间屋子，窗户常年用木板钉死，白天也拉着帘子。别人家晒被子、晾衣服，她家从来不见一件。算起来，村里人至少有七八年没见她出过远门了。

最不对劲的是粮食。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口粮都紧，供销社的会计有个小本本，谁家买了多少粮食记得清清楚楚。王金英就一个人，可她每个月买的粮食、盐巴、布料，比别人家两口人还多。特别是盐，一个月要买三斤多。会计私下嘀咕过，三斤盐够腌两大缸咸菜了。

李朝红把这些事串在一起，报告给了村里的治保干部。消息一层层往上递，最后到了黄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增力手里。

张增力没急着动手。他先派人去查。

一个老电工提供了关键线索。他说有回去王金英家对面抄电表，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眼。屋里有个穿花棉袄的老太太，身边竟然放着一把枪。

张增力听完，拍了桌子。

1978年12月12日午夜，行动开始。

几十个公安干警和民兵把王金英的房子围了个严严实实。凌晨两点，破门声响起。

王金英在一楼床上被按住，她光着脚蹬了两下，嘴里含糊地喊了一声“老天爷”，就再没动弹。

二楼阁楼里传来一阵乱响，像是什么东西被绊倒了。

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叫陈永祥。他后来回忆说，那个人蹲在墙角，一只手撑着墙要站起来，另一只手拼命往前伸，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摸到桌上的枪了。陈永祥一个箭步上去，拦腰把那人拽倒在地。

手电光照上去，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人满头灰白色的假发歪在一边，脸上的“老年斑”一蹭就掉——是用锅灰点的。身上的花棉袄破得不成样子，棉絮从破洞里翻出来，黑黢黢的，散发着一股发霉的酸臭味。

这个人就是屠日炘，时年五十四岁，看上去却像七八十岁的老头。

阁楼里搜出来的东西摆了一地：美制手枪、手雷、一部美式电台、伪造的公章、几百发子弹，还有十几根小黄鱼和金戒指。

屠日炘被押到县公安局。洗了澡换了衣服，坐在审讯室里的样子，跟街上要饭的老头没什么区别。

他交代得很痛快。

1949年黄岩解放前，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队伍被打散后，他像条丧家犬在山里躲了几个月。后来找到年轻时候相好的女人王金英，用金条买通了她，让她把自己藏起来。

为了不被人发现，他让王金英做女装，男扮女装。不光穿女人衣服，还用烙铁烫平喉结，故意让关节发炎，走路一瘸一拐，活像个老太太。他对外放出话去，说屠日炘早就逃到台湾去了。

白天他躲在阁楼里，大气都不敢出。夜里才敢爬出来活动活动，用那部电台收听敌台。

有一回民兵来王金英家盘查，在屋里坐了四个多小时。他就憋在床底下的暗洞里，差一点闷死，出来的时候嘴唇发紫，浑身冰凉。

王金英被押在隔壁屋里审。她五十多岁，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干农活的手。她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我没办法，他说要杀我。”

民警问她，知道包庇特务什么罪吗？

她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膝盖上，半天才挤出一句：“头几年想过报案的，后来时间长了，就……就习惯了。”

村里人后来议论这事，大多数人都说，要是王金英早点儿说出来，顶多挨顿批评，不至于把自己也搭进去。但也有人说了一句不一样的话，在村里传了很久：“你想想，一个寡妇，家里藏了个男人，她怎么敢跟别人说？说出来，就算不是特务，她的名声也完了。”

1979年，黄岩县法院公审屠日炘。

那天宁溪街上挤满了人，台阶上、墙头上、树上全是看热闹的。屠日炘被人架着走上法庭，佝偻着背，头发全白了，站在那儿像一棵枯树。

法官宣判的时候，他低着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判的是无期徒刑。

法警把他往外带的时候，他忽然抬起头，说了一句所有人都听见了的话：“总算能见光了。”

没过多久，他在监狱里死了。

王金英家的房子后来分给了一对新婚夫妻。搬进去之前，他们把那个阁楼彻底拆了，暗仓用混凝土填平，上面重新铺了水泥地。

如今宁溪村的年轻人，大多数不知道这段往事了。只有几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偶尔还会提起来，说当年那个“高阿婆”——村里人都以为那是个姓高的老太婆——其实是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