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高龄后，毛主席身体大不如前，走路都需要旁人搀扶。
可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哪怕身子虚弱，依旧坚持接见外宾，维系中外交往。同时他也时刻牵挂着祖国的科技事业，十分重视科学发展。一生为国操劳，这份赤诚与担当，让人由衷敬佩。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刚服过安眠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夫妇到了北京，随行的还有国防和外交方面的官员。

会见还是安排了。

工作人员扶着他起身，他穿着宽松衣服，脚上是布鞋，站得很吃力。
客人走近时，他伸手，声音短，只问候了一句。病到这个程度，寒暄也被压成很少的字。布托看着他，话说得很慢，礼貌里带着小心。

两周多前，五月十一日，他的心脏已经出过险。
脸色发白，呼吸急，出汗，专家认定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还伴着心律不齐。这样的病，放在任何老人身上，都该静下来。

可中南海外面的车还在进，外交部的安排还在报，外国客人也在等。
国家到这个位置，没有人能把所有门都关上。毛主席也不能把自己只当成病人。医生能劝他少动，工作人员能扶住他的胳膊，外事场合却有自己的钟点。

第二天，李光耀一行来见他。
见客前，他理发，刮脸，换上中山装。动作并不复杂，可对那时的身体已经费劲。华国锋陪着客人进来，他想站起来，站不动，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头。

护士从两边扶起他，他才同客人握手，会谈三十分钟。屋子里的人应当都能看见，脸面收拾好了，腿脚遮不住。衣服能整理，声音能压短，病气却会从站立的那一刻露出来。

到了五月二十七日，情形更窄。

布托谈到两边已经讨论过一些问题，毛主席听着，点头。说到更具体的事，他抬手指向布托和华国锋，让他们继续去谈。这个动作把一部分工作交了出去。人还坐在会客厅里，处理国事的方式已经变得节省。过去一句话能展开的地方，此刻只能用手势接住。外宾不会看不出来，中方陪同人员也不会看不出来。

可谈判不能停在怜惜里，布托还得和华国锋接着谈。

外交礼节有时很硬，它不管人疼不疼，只管这个场合缺不缺人。

眼睛也早就坏过。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他做了白内障手术，一只眼睛能看了些。可大量文件、报刊和书籍，仍要身边人读给他听。这个改变落在日常里，很磨人。

毛主席一辈子习惯看字，批文件，翻书，到了晚年，纸上的国家大事换成别人念出来的声音。
他坐着听，听到要紧处才插几句。眼睛少用一点，耳朵就得多接一点。身体退一步，事务没有退。读到长句时，工作人员要放慢；读到人名、机构名、数字时，不能含糊。病房不像办公室，可办公室里的事偏偏搬进了病房。

科技工作的事也从这些声音里进来。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国锋按邓小平指示，主持有科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份提纲谈科研方向，也谈科学院整顿。那年中国科学院的秩序需要重新拢起来，研究所、专家、任务、方向，都不能散着放。

毛主席晚年看不清许多字，可科学工作没有从高层案头消失。
外宾带来国际关系的压力，科学家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压力，慢一点，缺口就会越来越大。

再往前看，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铺开。

计算技术、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被列入紧急措施。那时中国穷，实验室里缺设备，工厂里缺精密东西，学校里也缺能把学生带上路的人。

科学听着像高处的词，落地时就是一台机器、一块元件、一张图纸、一批年轻人。毛主席重视科技，靠的是国家确实缺这些东西。一个刚站起来的国家，不能只会开会、接待、表态，还得有人在研究所里熬公式，在车间里试零件。

科技没有会客厅那样的灯光，它常在纸面上，在研究所的编制里，在一个个课题名称里。可它拖不得。拖久了，学生毕业没人带，仪器坏了没人修，项目停在半路，几年工夫就会漏掉。

国家的耐心，常常耗在这些不显眼的角落里。

这些科研安排放到晚年看，更能看出他的难处。
外面要有人接，里面要有人管。客人到了门口，不能让关系冷下去；科研队伍出了问题，也不能让几十年的底子散掉。病体已经把他困住，可国家事务不按病历走。五月的会客厅里，他说话短，动作慢，手指一抬，事情转给华国锋继续谈。力气少了，必须省着用。

一次会见，一份提纲，一个口头安排，都要从有限的清醒时间里切出来。

从五月十一日到五月二十七日，不过十六天。
病情没有给他留出宽裕的恢复期。中南海的安排也没有完全停住。李光耀见过，布托又来，华国锋在场，医生在近处，护士也在近处。一次会见如果取消，传到外面就是另一种信号；一次会见如果勉强撑下去，屋里的人又要替他的身体担心。

布托那次会见只用了十多分钟，时间短得有点刺眼。

客人起身告辞，他仍坐着同对方握手。几句话之后，屋里又安静下来。外面的人后来知道，这就是他生前接见外宾的终点。可在那个下午，现场还只是一次会见，一张沙发，几位陪同人员，一个身体很差的老人，把手从扶手边慢慢伸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