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听说宋教仁并没有当场死去,认为一千大洋落了空,心中颇为沮丧,后见到宋教仁的送殡队伍,确认宋教仁已死,便当即跑到应桂馨去讨要暗杀的酬劳。
主要信源:(光明网——宋教仁遇刺案真相)
1913年3月20日的上海,夜里十点多,沪宁铁路北站的煤气灯照得站台雪亮。
宋教仁穿着一身深色西装,正和黄兴、于右任几个人边走边聊,准备北上进京组阁。
谁也没留意,人群里有个叫武士英的男人,袖口里藏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已经盯了他很久。
武士英不是什么职业杀手,本名叫吴福铭,山西河津人,那年22岁。
早年在云南新军当过哨官,辛亥革命后部队裁员,他就这么流落到了上海。
那段时间他穷得连旅馆房钱都付不起,整天在四马路一带混日子,有时候还得找隔壁房客借几个铜板吃饭。
应桂馨就是在这时候找上他的。
应桂馨是上海滩的青帮头子,挂着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官衔,手里既有黑道势力,也通着官场门路。
他告诉武士英,有个叫宋教仁的人“扰乱民国”,除掉他就能拿到一千块大洋,还能进共进会谋个前程。
一千块大洋,对当时月薪只有几块的武士英来说,足够改变一辈子。
他没多问,也没想过宋教仁是谁,只接过了那把枪。
枪响的时候,车站里乱成一团。
宋教仁捂着腰倒下去,血顺着指缝往外渗。
武士英趁乱钻进人群,溜出车站坐黄包车回了应桂馨的公馆。
他以为自己这下能翻身了,却不知道从扣动扳机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别人急着要擦掉的痕迹。
巡捕房破案快得出奇。
一个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去报案,说应桂馨曾拿着宋教仁的照片找他买凶。
三天后,巡捕在湖北路一家妓院里抓了应桂馨,第二天去搜查应宅,武士英自己站出来认了罪。
屋里还搜出了那把还剩两颗子弹的左轮枪,弹道和宋教仁体内的完全吻合。
连带一堆密电底稿,全指着应桂馨的上线洪述祖,再往上,就是国务总理赵秉钧。
武士英一开始在租界巡捕房关着,还没觉出不对劲。
他在堂上说得理直气壮,说自己是为国除害。
可没过多久,他被移交到中方看管的海运局营仓。
4月24日深夜,看守听见他屋里动静不对,推门进去,只见他蜷在稻草堆上,两手死死抠着肚子,指甲缝里全是血,没等喊来医生,人就没气了。
官方通报说是急病暴毙,可后来验尸的人在胃里查出了毒。
一个被看管着的犯人,毒药是怎么送进去的,没人给个清楚的交代。
他这一死,最直接的就是断了当面对质的口子。
应桂馨后来在狱里照样抽大烟,直到二次革命爆发才趁乱逃去青岛。
他大概真以为自己立了大功,1913年底居然跑到北京找袁世凯要官。
结果1914年1月19日,他在京津铁路的头等车厢里被人连捅数刀,当场毙命。
赵秉钧也没落着好。
作为国务总理,他被上海地方检察厅发了传票,要他到堂对质。
他称病不去,没多久就辞了职,调去天津当直隶都督。
1914年2月27日,他在督署里突然腹疼如绞,七窍流血,死时才51岁。
袁世凯给了他一等公的追封,发了一万大洋抚恤,可民间都说,这是杀人灭口。
洪述祖跑得最早,案发后躲进青岛的德国租界,一藏就是四年。
1917年他化装潜回上海,在街头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认了出来。
1919年4月5日,北京大理院判他绞刑。
行刑时绳子勒断了脖子,身首分离,死状极惨。
宋教仁挨的那三枪,打碎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性命。
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国民党拿下了近四百个议席,是第一大党。
按照《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进京组阁,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就会被框在宪法里。
他遇刺后,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主张武力讨袁,二次革命打响,可很快就被北洋军压了下去。
袁世凯顺势解散国民党,踢掉国会议员,1914年废了《临时约法》,1915年干脆复辟称帝。
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就这么断在了那几颗子弹上。
回头看武士英,他到死可能都没明白,自己那一下是为了什么。
他只想挣那一千块大洋,却一头撞进了权力的齿轮里,被碾得粉碎。
应桂馨、赵秉钧、洪述祖,哪一个不是自以为在替主子办事,最后却连个全尸都没落下。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小人物的一念之差,能撬动整个国家的走向。
而真正坐在高处的人,往往不用亲自碰那把沾血的枪,却能把所有知情的人都变成哑巴。
宋教仁墓在上海闸北公园,碑上刻着于右任的话,说直笔怕人杀,曲笔怕天诛。
这话搁到现在,听着还是让人心里发沉。
一个肯为国家前途去争宪政的人,最后连个公道都讨不全,这才是那个时代最深的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