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化民直言，一看到大陆的简体字就生气

老头这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啊，要是扒一扒历史账本，这简体字的底子，恰恰是他们国民政府自己留下的。

早在1922年，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就联合黎锦熙等人，向国民党“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到了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发下第11400号部令，以“王世杰”署名向全国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

这份表里共收录了324个来自民间俗写、古字和草书的简化字，比如“體”变成“体”，“實”变成“实”，“寶”变成“宝”。

文件还明文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并且通知各大印书馆准备开印。

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官方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

你要说今天大陆推广简体字是“立场问题”，那这白纸黑字的官方法令的立场，又该怎么算？

不过这锅确实不能全甩给老先生一个人，当年这帮“元老”里就有绊脚石。

汉字简化的主张到了国民政府那会儿，碰到了戴季陶这根难啃的硬骨头，这位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平时不吭声，一听要简化汉字，立刻暴跳如雷，直接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大吵，说简化汉字是在破坏中华文化，扬言要是不收回成命，以后国民党开会他拒绝出席。

戴季陶这种不配合的态度持续了好几个月。

蒋介石碍于对方是元老，最终只好暂时叫停了简体字推行工作。

所以，第一次由国民政府发起的简体字运动，就这么在一群人的反对下不了了之了。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因为军事上要扫盲，又一次设想推动简化字，结果以胡秋元为首的顽固派再次掀起“保卫繁体字”的风潮，老蒋最后那点心思又一次被自己人给团灭了。

所以你看，蒋介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折腾了两回简体字，两手空空；教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接手过来，一把就推行开了。

这就很清楚了一一简体字这事，不是“谁发明的”，而是“谁敢坚持干”。

再较真一点，简化的思路从根上就不是那一个人的发明，它本来就是文字自身的成长轨迹。

中国汉字从殷周的甲骨文、篆书，一路进化到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再到老百姓手写用的俗字，整个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停地做减法的历史。

所以当年钱玄同才会说，汉字简化的方向是顺应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繁体字虽说有文化美感，但放在一个农民要学写字、孩子要刷课本的国家，那几百个笔画的难度就是堵在门口的一道高墙。

看看实际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年的战乱和贫困，文盲率高得吓人，全国5.5亿人口里，超过八成根本不认识字。

这意味着你想在农村发个通知，或者在工厂贴个安全条例，你去找人念一遍比印出来管用。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能赶快让文字变得好学好认。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像“辦”变成了“办”，“從”变成了“从”，“導”变成了“导”，写法简单了不少，但表意一点没乱。

以后几十年，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普通话推广一起，把国民识字率从全国八成以上是文盲，一路拉到如今规范汉字使用比例超过95%的地步。

那些对简体字至今还满脸嫌弃的人，恐怕想象不到当年真正动手去写字的场面。

今天一个农村老太太捧着手机刷短视频，一个快递小哥用APP填单子，一个工厂女工在机器旁读操作说明——这些处处可见的场景，背后需要一个人先认得够多的字。

而在几十年前，大部分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顺畅。繁体字如果到今天不改，你还得多花一到两年的时间让孩子去记那些多余的笔画，对于许多干了一天农活还要上夜校认字的人来说，那道坎是很难迈过去的。

再说了，现在回头看那些死守着繁体字不放的人，嘴上说要保护文化，其实最是误事。

你横在那边，不让字好写，不让字好认，结果就是拦着一代又一代孩子和成年人站到知识的大门口进不去。

戴季陶当年以死相逼、胡秋元抬出“千古罪人”这顶大帽子吓唬人，终归挡不住历史的潮流。

大陆这边没什么负担，该办学办学，该出字典出字典，1957年版的《新华字典》就直接率先以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

今天两岸青年刷同样的手机、看同样的综艺、组队打游戏，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时写字也不慌，因为哪怕不认识繁体字，简化字写出来大家大致都能猜得出意思。

文化要是因为几个笔画就被“断了根”，那这文化也太脆弱了，实际情形是，简体字并没有让谁丢掉传统，反倒是更多普通百姓靠它能更快地读书看报，了解祖国的历史。

所以帅化民老先生看到简体字就皱眉头，闹了半天，他气的到底是什么？细想一下，他可能是气得这锅饭本是他们家先扒拉的米，最后隔壁做成了席，自己在这头饿了几十年却又不甘心挪凳子。

但话说回来，饭吃到肚子里才顶饱，能写会认才是硬道理。